我不喜欢很遥远的地方，我不想流浪，于是当我发现在云岗边缘一个小城里张出的招聘时，甚至没有对这个名为通川的城市多作一点了解就毅然决然传了简历去。也许是因为我的教学经历，他们甚至没有经过面试就录用了我，如此利落地解决了生存之本，我感到意外的欣喜。
我将重要的东西打点出来，快递了出去，然后带上两件衣裳就上了火车。
火车上一点儿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拥挤——我很久没有坐过火车了——窗明几净，开了空调，眼下刚刚进入秋天，外面还是很热的，云岗就更不用说了，整个城市就是一颗太阳。
从云岗到通川，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途中是没有开化的荒芜的乡野——农村滞留的人不多了，年轻人更是绝迹，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火车慢吞吞地捱过，我只看到一栋外面粉刷得焕然一新的楼底挪出来一个极其衰老的小脚妇人，因为太近了，我都可以看见她颤颤巍巍的尖尖脚，火车开过了，我回过头去看她将手里攥住的漉漉的衣裳挂在门前院落的一闪一闪的金属丝上，我看见那是一件极其鲜亮的桃红的衫子，搭在那里像一面美丽而孤独的旗。
我扭头扭得很难受，转回来的时候，我对面空空的位子上多了一个人：什么时候坐过来的我不清楚，一个面目沧桑的男人，他正望着我手里摊开的书，像是在出神，当我以为他不过是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发现他浑浊的眼珠子转到我的胸脯上，这时候我觉到一种可笑的被轻侮的愤慨，于是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紧接着我就发觉了我的错误，他不过是盯了盯书，又盯了盯别在领子上的笔罢了。
“文化人，啊哈?”他突然开口，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在这些场合做哑子是比较适宜的。
“嗯?”
“姑娘是写东西的?”他指了指我的笔，我挑了挑眉毛，这个年代了，还会觉得识字写作是很新奇的事吗?更何况这是一本书。
“看书。”我把膝上的《人间失格》展给他看，“我不写东西，别个笔，教书的习惯。”虽然我依旧很防备，但还是比预想多说了几个字。
“老师!”他脸上露出一种悚然的敬畏，我胸里哼哼暗笑，这有什么稀奇的，天底下老师可多着哩!可是他很兴奋地说出许多话来：“我女儿也是个老师，她喜欢写东西，天天也是这样别个笔——”我看了看这个男人头上的一片白，心想他的女儿怕也是跟我差不多的岁数，没准儿还要年长些。
“姑娘多大岁数了?”
我见他问，想说三十，很小气地觉得既然还没到就不该说老了，可是说个二十九又怕显得刻意，好像不服老偏要说小一些似的。于是我犹豫之间，他没有等我回答，自顾自说下去：“我女儿今年刚满二十五，工作了没几年呢。”我怀疑地又扫了一眼他的白发，“前年把婚结了，眼下我就等着抱抱我的外孙，就是现在年轻人啊，玩心重，不想踏踏实实生孩子，这怎么好呢，姑娘你说是不是?”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右眼皮平白无故跳了起来。
“我女儿打小就吃苦，学习倒是一直都很好，年年都是第一，从来没下来过……”一听到这儿我就明白，这是又犯了老年人的通病，无论遇上谁，总要把孩子挂在嘴边，吹嘘多吹嘘少，反正是一种争强的可怜巴巴。我没有继续听下去，虽然一开始我是有些兴致的，可是突然间又都没有了，我把眼皮耷拉下来看着自己的大腿，对座的男人自顾自讲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应和，感到一种寂寥，又讲了一会儿，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就沉默了。
褶皱的相片
这里着实令我惊异，不是火车站有多么大，当然也不可能有多么先进划一的设施，但我站在月台边上，看着我刚下的火车安稳地卧在一侧，而另一侧暂且空着，一望过去是一列列的铁轨，挨得紧巴巴的，黑乎乎像是烧烤栅上的铁格子。
没有上下升降的电梯，我看见扛着巨大的包的中年人呼哧呼哧地迈下楼梯，还有逼不得已的学生，将箱子顶在膝盖上，一步一挪，往上面走，叹着气。地上湿漉漉的——也许刚刚拖过，我似乎注意到过一把接近两米宽的拖把被拉到某个旮旯角，只是想不起来了，可是这种清洁是徒劳的，如果刚刚是灰蒙蒙，那现在就是黏糊糊了，凹凸不平的晦暗的铝皮扶栏被箱子的滚轮碰得“科托科托”响。卖小食的简易餐车旁边围拢一批人，抽烟的居多，没有几个是买东西的。嘈杂的广播经久未修，那听不大清楚的兹兹嘎嘎的女声原本可能是最为甜美的，可惜只能够遥想了。这里除了列车是新的，其余一切感觉都是上个世纪的东西，还是上个世纪必须被淘汰而忘记被淘汰的，陈旧而且颓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