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期啊。”
“消沉过一阵。一方面觉得毫无希望，一方面又相辅相成地，好像力气都积蓄起来，人变得易怒。我总在想，那时只要有一个坏朋友出现，递一支来路不明的烟，或者跟我说，有件很刺激的事你敢不敢做，我大概现在的境遇就彻底不同了。我父母每个月要收拾好行李来探望我吧。所以，这么一想，又觉得自己算幸运。”他边吃边说时，声音也随食物一起糯开了，“至少那几年的浑浑噩噩没给我带来更大的麻烦，仅止于此地结束了。还是幸运的吧。”
我颇不合时宜地跑题：“知道吗，你这段话很能迷住一些小姑娘的。以前对其他人也说过吧。”
“没有。”
“才怪。”
“是真的。”当四周的乘客开始稍稍增多起来，马赛收起腿，朝我侧过脸，“以前她们不会问到我的家庭或学业状况。不太谈及这些。”
我迅疾地笑了：“哎呀真是，我忘了，我这套从相亲里培养出的聊天路线，让你不适应了吧。那等一会儿，缓一缓，我再来问你家有几套住房，是不是在你的名下吧。”
马赛顺着我的玩笑仰向广告牌：“是这样呀?”
“介绍人说对方父母都是大学教师”——好啊;“介绍人说对方刚刚海外学成归来”——行啊;“介绍人说对方有两套住房”——不错啊;“介绍人说对方今年三十八岁，父母离异后跟随母亲生活，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目前和母亲刚刚搬到新买的房子里，身高176厘米，卖相还不错”——好啊，行啊，不错啊。这条流水线已经运作得极其成熟，再鲜活的骨和肉都能被粉碎成糜，压成固定的条状，然后塞进包装，贴上售价。我面对的每一位男性，哪怕从来未曾谋面，但他们遵循一个最直接而功利的规则，他们只有三种标签可以决定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家庭，工作，住所。这就是我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麻木感了。我却早已默认它的合理。而同时决定忘记，当“剩女”这个词还远未诞生于世的时候，我踩着一双洗后发黄的白跑鞋，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偷偷跟踪自己喜爱的邻班男生。他是，歌谣，偶像，希望，他是可乐打开后先刺激了味蕾的气泡。他有，一个露在颈后的耐克衣领标志，好看的笔挺的鼻梁，一点习惯沾沾自喜的却依然率真的小愚蠢。他简直活在诗里，我写的蹩脚却无止境的诗里。
当然，看看眼下出版市场里对诗歌的异常冷淡——连第四房姨太太生的孩子也会比它多点关照，就知道什么都在改变。
于是我也一样，“对方那个女孩”——不知该“谢天谢地”还是“放我一马”，三十岁照样被称作“男孩”“女孩”也算是一种扭曲的现状——“是个女白领，父母都退休了，过去都是知识分子，家境可以的，有房有车，她不算高也不算很矮，长得还是挺不错的”。不到五十字，就已经是我了。不需要有任何其他附加，这就是我此刻在世界上的模样了。
“你也不必太苛刻了，难道以后相亲都要先准备上一本自传吗，里面详细描述你‘内心的清澈或荒芜’‘你对人世的亲近和厌恶’?!——拜托!现代人都很忙的，下班时间看看地铁上的低劣广告就很满足，没人对你的内心世界感到好奇，甩张照片上来，不要PS的，露腿露额头的就差不多了。”忘了什么时候，当时我在网络上用匿名与人进行相关的谈论时，或许是因为彼此隐藏了真面目，所以总能收到一些毫不客气的留言。
我一阵哑然，随即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回击的论点。
不必我用“家庭成员”“家境”“所住地是城市的中心还是郊区”“父母是什么学历”“退休没”“退休前从事什么工作”“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兄弟姐妹里是不是有高官”“还是有病患，病患是肺癌还是鸡眼”——不必我用到任何一个标签去形容的人。
他属于“情绪”“冲动”“幻想”“无凭无据的疯狂”。
又恰恰因为这一点，我总是，我永远看不到那个既腐朽又必须的词语，看不到有可能出现在我和马赛之间，这个腐朽而必须的词语叫“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