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驾驶座上打了一个恶寒坐起来。
前方的红灯好像转绿了良久，后面不耐烦的队列开始朝我按出F字头的喇叭。我却依然拿不准主意是该直行还是左转。后方的催促在声音上又加了光，打出的灯柱犹如双手推搡着我。我松开油门，方向盘在前面左转。往左是承载了部分动车和大部分国内航班的交通枢纽。
如果老妈想去丽江，如果她实施了行动，这是我在两手空空后迟早要来的地方。我回味着与她先前的聊天。一支笔描摹的次数多了，可能性仿佛就在我自己的意志下不断增加，几乎要成为事实。她想去丽江散心是真的，她逐步发现自己把日子过得有些蹊跷，不如意太多，没有丝毫如意的事，她不开心，什么都记不起来的一瞬又一瞬里，空白的大脑却还提供了一个黑色的小点，代表她的不开心，这一个小黑点使她在那些空白中感到了安全。她对“抑郁症”这个词没什么概念，偶尔听到也觉得那是年轻人们拿来抬举自己懦弱和无能的借口。可她的的确确地在一个下滑的趋势里，身体和心理，老妈觉得散心也许是个不错的方法，而丽江可能是个不错的地方。
她的念头就是这样来的。
我把车停稳没多久后，老爸打车也赶来了，我们焦虑起来的时候，便有了更接近的父女之间的相貌，他的眉毛拧得非常用力，表示此刻依然是伤痛感占了心情的上风，还未至于沦落到颓丧和害怕中去。
我们继续兵分两路，他去派出所设在机场内的执勤办公室，我直奔服务台，沿路脖子转得快要脱臼，一个脚步稍微迟缓的小小的背影都能让我在刹那激出汗水。以老妈的习性，飞机不太会是她的第一选择，她总嫌飞机节奏太快。动车倒是乘过几次，而去往丽江的车次，在两个小时后还有一班。
我被不断涌现的希望快要鼓噪得坚信，老妈一定就在动车的候车厅里。可惜老爸打来电话，在我的脚步正愈加轻快地跑向那个虚无的终点时，他说“你来一下，找到了”，跳过我大嗓门的“啊”他接着说“你老妈在这里”。我说“哪里”，他说“还能是哪里”。
她的表情很委屈，委屈得像个年幼的孩子。是皱纹或鬓角的白发都损失不去的单纯的委屈。她看见了我，老妈从凳子上站起来，指着我对旁边的一位警员说：“你看看，我女儿，我是她妈妈，你看看我们一家三口，你都看得见的呀。我会是那种偷人东西的人吗?”
“……怎么了?”我眼睛瞪出一圈不安的圆。
“你母亲把别人放在旁边的行李提走了……”警员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将很刺耳的事说得没那么刺耳一点。
“别人?谁?”我在屋子里找着那个被忽然失踪的行李吓得腿软的“受害人”。后来听说是位“她”，好在(姑且认为是好在)她眼睛一撩就看见十米开外有个矮小的背影正提着自己的行李(她对警员说的是)一溜儿跑。她“哎!”“哎!”“有小偷!”“明抢啊!”地将四周的路人都网成了目击者，旋即老妈发现自己在明里暗里的目光，和一堆追赶上来的踏步声中被拦住时，她的嘴张成一个“什么啊”。
“我记错了呀，我糊涂了呀，我是真的记错了而已呀。谁要她的行李啊，我吃饱了噢?”老妈或许在之前已经脸色气红过几次，这次已经调动不出什么血液来了，她只是反反复复这一句话，然后一手就抓着我没有松开过。
“对啊，你们也要调查清楚才能下结论吧。”我不太客气，“那说自己丢行李的人呢?”
“她急着赶时间，所以先走了。”警员又回来对老妈安抚，“阿姨你别急，我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是误会。”
“肯定是误会。”老爸纠正他的说辞，里面连1%的可能也不允许收录。他站得格外直，肩膀朝外打开，不愿退让半步的架势，“我太太不会做那样的事的。”
“刚才我也和您说过了，如果不是您太太的行李和对方的行李长得完全不一样，我们会更好判断一点的。偏偏一个灰的，一个白的，总是不太容易搞错吧。不过——您也别着急，之前其实已经打算让阿姨离开了，正好赶上你们找过来，挺巧啊。”警员态度倒是格外客气，还站起身将我们送出门外，那时他说，“毕竟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也遇见得挺多。有些一看就是老人，年纪大了，脑子弄不清楚——但没办法，刚才对方硬是不那么认为啊，我还劝了好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