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我也喜欢你啊。可是……”她微笑一下，“你不能把圣三一学院住利物浦搬啊。”
就这样，她把一大渍浓墨给化开了，就像她作画的时候。我握住了她的一只手，看着她。
她说：“别闹孩子气，你这个人……家明，又带点女孩子的小xing子，好好儿念书，有空寄个信来，喏，这是我的地址。”她塞了一个纸条给我。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呢，你叫什么名字我都没来得及问，我以为——我以为还有很多时间。”
“我叫玫瑰。”她轻轻的说。
“你叫玫瑰？”我问：“你应该叫淑贞的啊。”
她微笑，仍然是标致的，四平八稳的一个微笑。
我说：“再见。”
“再见，家明。”她扬扬手。
自她手里，我仿佛可以看得儿我的快乐也跟着落下来。一道虹彩落下来。
我发着呆，然后我上车，搬回宿舍去了。
宿舍比我想象中的好。但是那张chuáng是小小的，被单是白的，浆得挺硬，有种睡医院的感觉，一只小小的洗脸盘。小小的房间，一间间的排满了核条走廊，每个门上一个号码。就像监狱。
我哭了很久，只晓得是刚刚得到的新东西，还来不及细看，就被别人自手中抢走了。
哭了一个chūn季。
到夏季，因考试的成绩还不错，父母汇了一笔款子来，叫我到处玩玩，我到欧洲痛玩了一次。
回来之后，总算好过得多了。
然而每次在箱子底看见那套手致的毛线围巾帽子，总还是出奇的想念她。
毕竟后来我没有写信给她。
她也没有写信给我。公gān
我到台北十天了。
除了公gān，就在酒店休息。说实话，也够累的。这次来的只我一个人，早上七点半就得起chuáng跑厂家，看货色,与经理谈论生意问题，不停的十天，像疲劳轰炸似的，真要倒下来了。
晚上，厂家的老板请我吃饭，请到酒家去——“来来来，陆先生，你第一次来台北，观光观光。”
我去啦，去了一次，贵得不得了的地方，菜也不错，陪酒的女孩子都廿二、三岁年纪，美丽得很，温顺得很，听话得很，差点儿没跪下来敬酒，酒来酒去，据说几万台币就完蛋了，这笔账将来可不能算在公司货品头上。
我不喜欢酒家，一般中年男人是喜欢的，他们以为花点钞票，弄几个女孩子来陪着，呼么喝六，显尽威风，那班女孩子却想：“这些瘟生，不过低声下气，给个笑脸，他们的钞票就到咱们口袋来了，这真天下第一营生。”
不过我不愿做瘟生，也不想把别人当瘟生，去过一次，不是味道，从此婉拒，几个老板都觉得“陆先生”难伺候，到了台北也不找几个临时女朋友，这男人有毛病。
我不是不好色。
天下哪有不好色的人。
女人喜欢好看的男孩，漂亮的珠宝，美丽的衣服，也都是好色。
何况我。
只是我好色范围略窄一点，他们是“人尽可色”。
厂里有几位年纪轻轻的女秘书，对我很有好感，和蔼可亲，台北的女孩子都很温柔，轻轻的，糯糯的，像她们惯吃的蓬莱米，然后，笑，半掩着嘴，轻轻的，带着畏羞的笑，半古典半时髦，她们都好看，雪白的皮肤，合格的身裁，态度也过得去，都有种洋娃娃的感觉。
香港的女孩子是太妖冶gān瘦浓妆了。
星加坡的都黑，且粗，黑得连五官都瞧不清楚，也就失去了兴趣。
这几位女秘书问我：“陆先生结了婚了？”
我说，“是，三年了。”
“有孩子了？”
“一男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