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法文问：“你要我说什么？”
“随便什么。”我说。
他说了一大堆，声音很低，我听不出来，可是我一边微笑，一边听着。
“说了什么？”
他用英文翻译：“在这种天气里，在一个这样被公认美丽的城市，遇见一个可爱的同乡女子，很容易爱上她，然而换一种天气，换一个地方，又怎么样呢，人是很奇怪的一种动物。”
我微笑。
雨停了，我们慢慢走回去。
出来的时候没有锁门，我发觉我的衬衫与裤子都放在他的chuáng上，楼上的小姐真是一位可爱的小姐。
但是我身上的袍子又脏了。
他说：“没关系，这次我帮你洗好了送上去。”
我摸摸裤袋，那一百法郎还在。
“你今天快乐吗？”他问。
我努力的点点头。
我抬头看我的红汽球，氢气漏了一点，它下降了一点。快乐要适可而止，不要象这汽球，等它的气全漏光了，才放手，就没有意思了。
他是一个漂亮的人，但是换一个地方，又怎么样呢？大概是不行的，很少有国际xing的人，通常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地盘，就变得失措无常了。
我借他的洗手间换了衣服，拿起他给我画的速写。
我道别。
“夜未深，”他说：“你知道，巴黎人痛恨睡觉。”
“该走了，”我说：“我没有资格做巴黎人。”
“我送你回去。”他说。
“不用，我会叫计程车。”我说：“而且雨已经停了，明天我要出去买一把伞。”
“我替你叫车子。”他说。
他陪我下楼，叫了计程车。我站在车门口，看了他很久，他的长裤的裤管已经湿了，凭他的习惯，这条裤子又该换了，一个很修边幅的艺术家。
“谢谢一切。”我说。
“不用客气。”
“特别是这张画。”我说。
他微笑。
我上了车，走了。
回到酒店，把那张速写藏在箱子底下，非常宝贝的样子，他真的画并不是这样的，这不过是为游客而作，六十法郎一张的货。
我又微笑了。
第二天又是个下雨天，可是我没有去买伞，我没有上蒙马特，我叫了车子到奥利机场，我飞回伦敦了。
我把汽球漏在他家里，但是汽球的生命很短，不打紧，对他来说，不算是一种负累。
我觉得这么多次数来巴黎，没有比这一次更开心的了。
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在香港碰见他，他穿得西装笔挺，在中环，自他父亲的广告公司出来，我会向他挤挤眼，说：“喂……”假如我们还记得对方的话。
回到了家，经过暑假，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把那张速写镶了框子，挂在chuáng头。
同学们见了，总是很了解的样子，“噢，蒙马特的货色。”
我微笑。
又过了几个月，由校方转来了一个极大的包裹，一看就知道是一幅画，上面贴满巴黎的邮票。校方责备我说：“这包裹真是烦死人，又没有姓名，又不能退回，只是说：‘中国小姐，法科，伦敦大学，’法科有十多位中国小姐，都说不是她们的，这是不是你的？你可以拆开来看看。”
我知道是我的，脸上泛起一个微笑。
校方说：“以后叫你朋友寄东西，写得清楚一点。”
是一幅真的画。
那是我，一件长袍，站在树下，头顶一道虹，背后一个灰色的占姆士甸，他手中拿着正义女神的天称，我的左手拿着一只蓝汽球，右手做一个OK的姿态，是一幅极好的半超现实画，写尽了我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