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叫他：“康塞尔，把我的袜子放进皮箱去好吗?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出发了。”
“请先生原谅。”康塞尔向我欠欠身，“我刚刚在想，我们应该给尼德兰写封信，问问他是不是还记得安卡呢?”
“这是个好主意，”我说道，“尤其是我们即将前往纽约，说不定还能见到他。”
“应该叫他来接我们，顺便看看他是不是又胖了。”康塞尔一面微笑，一面加快收拾我的行李。
我笑着说：“的确应该见见他，有那样一位太太，他必须得胖点!”
尼德兰三个月前结婚了，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加拿大人，身材丰满，美丽大方，最关键是厨艺好的不得了，100%满足他总是饥饿的胃。上个月尼德兰给我们寄来一张他和他太太的照片，鱼叉手的腰都圆了。
说起尼德兰，我又想起了好些在鹦鹉螺号上的事，如果没有这条汉子，我恐怕就不能回到陆地上来了，我们在一起游海底、战海怪、闯南极，然后在大漩涡中逃出鹦鹉螺号，出生入死的十个月奠定了我们牢不可破的友谊。
可是，安卡呢?
好吧，她又跳进了我的脑海，这些天想她的事想得心烦，但我却克制不住自己的思绪，如果拼图集齐就不用再想下去的话，希望这桩怪异的事件能早一天完结。
安卡跟尼德兰一样非常喜欢陆地和美食，在鹦鹉螺号上他们结成了陆地美食同好，连船上的厨子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他们在他的厨房里，鼓捣各种料理来改善伙食。顺带一提，安卡在船员里的人缘好像是不错的，证据是她可穿的衣服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一套专为她改小的潜水服，甚至连那个装聋作哑的冷漠侍者都对她很好。
她乖巧地帮他摆盘子，收餐具，做好这一切后便笑盈盈地望着他。俗语说的好啊，伸手不打笑脸人，于是那个冷漠的侍者也对她微笑了。
我把那天看到的现象告诉康塞尔，康塞尔说，“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不说话，所以交流起来比较容易吧。”
我噎了一下，说道：“好像没毛病。”
不过，安卡并不是完全不能说话，她心情好的时候会哼些不知名的小曲，如果她心情特别特别好，会开口叫我先生，也会叫康塞尔的名字，仅此而已。
说到尼德兰和安卡的陆地美食同好，我还想起一个细节。
鹦鹉螺号在巴布亚岛搁浅那次，我们遭遇了当地的土著。我称他们是野蛮人，而船长对他们的态度是毫不在意的，他怜悯他们，却也承认他们是不开化、没有教养地野蛮人。
我们登船之初，安卡由于没有得体的衣饰，大概也被尼摩船长列入了野蛮人的行列，能看的出来他并不喜欢安卡，但却坚持让她睡在他的侧房，仿佛是为了把她放在自己眼皮底下监视。我对船长这样的行为始终大惑不解。
我们一行四人一起去探索巴布亚岛，小艇刚靠岸，安卡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船，沿着沙滩跑起来，尼德兰见状也跳下船去追她，两个人边跑边笑，像刚松开缰绳的野马，一会就冲进树林里消失不见了。虽然踏上陆地让我也倍感激动，但真没有他们两那么夸张。不多时，两个人抱着一打香蕉和几颗芒果从林中出来，寻找食物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在陆地上的那两天，安卡无疑是开心的，她一边摘面包果一边哼着小曲，康塞尔见状，便对她说：“唱出来!安卡，唱出来!”
她张了张嘴，我以为她会打破她心理的障碍，开口说话，可惜她还是没能说出来。
尼摩船长向我询问安卡的情况，当我说起我们是如何救了她，以及她当时不幸的姿态时，船长向她投去了同情地目光。现在想来，那大概是尼摩船长改变对安卡态度的一个起点吧!
当然，态度的改变是双向的，当尼摩船长释放出善意，安卡对他就没那么紧张了。经过两个多月的磨合，安卡不会在船长跟我谈话的时候离开我去找康塞尔了，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做实验，观测海水，测量水温、密度、色谱，尼摩船长在这些实验中表现得思路多多，才华横溢，她就被他吸引了。
我注意到，当尼摩船长对着大海抒发他那咏叹调式沉吟时，安卡就在一旁，用一种欣赏艺术品一样的目光注视着他，她眉眼弯弯，嘴角噙笑，仿佛船长说的话都在她意料之中似的。她是尼摩船长的忠实听众，不限于听他说话，还听他弹琴，当船长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时，安卡就把图书室的门打开，让琴声从大厅流淌进来，她坐在书桌前，边画画边倾听。安卡的这种做法倒很容易博得船长好感，毕竟没人喜欢在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有人盯着自己的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