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我当然赞成。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
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
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特别是
一位叫咸奉石（…）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
搜集的材料都jiāo给了他。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
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 “为
什么给我这个？”“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吧！” 我笑了，感
叹他的淳朴！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我认
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
说。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 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
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gān涉我。 我去苏联留
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
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
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
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
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
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
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
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 当
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
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gān涉和管理还没那
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 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稿
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我当时满怀激qíng，一年共写了1,000多页，这还没将
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我搬家
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妻子在大
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
第四章 金日成综合大学
学校搬回平壤，政治形势也变得复杂起来。1953年，当我还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就听
说了南部劳动党领导人朴贤明和李承叶叛党被肃清的传闻。当时在苏联的留学生还举行了思
想讨论会，我感觉党的说法跟事实并不相同，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员对敌人是不能留qíng的。
我决定不介入政治。1954年，在柏松里（当时平壤大学所在地）举行了为清除朴贤明和李承
叶余党而进行的讨论会。大学搬回平壤后，又举行了思想讨论会。思想讨论的方法是：所有
党员毫无例外的向党表达个人的忠诚，然后是自我批判，然后是互相批判，然后再针对有问
题的同志进行集中批判。 针对朴贤明和李承叶等南部劳动党系人员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5
年，当时从南部来到北部的学者们都非常尴尬。同时，长期以来北部学者被压抑的感qíng开始
释放，出现了针对南部学者的报复倾向。南方学者大多xing格淳朴，不会阿谀奉承，北方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