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特的父亲用家里的房子作抵押筹了两万块钱请了一位律师。但他们却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出庭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和那些哥伦比亚人以及真正的毒品犯坐在一起。所有的犯人在法庭上都坐在一起，仿佛曾经是一台运转顺利的贩毒机器。法庭的另一边，靠近陪审团的地方坐着政府聘请的律师，一群穿着黑色西服的自命不凡的混蛋。他们记着笔记，不时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着他们，好像他们是儿童性骚扰者。陪审团也对他们怒目而视。
在历时七周的审判过程中，巴斯特和他的父亲几乎就被忽略了，只有三次提到他们的名字。政府主要控告他俩合谋采办并整修大马力发动机渔船，其目的是用来从墨西哥将毒品贩运到佛罗里达地区的各个交货地点。他们的律师根本无力驳回这些站不住脚的指控。他抱怨说报酬太少，无法应付一场历时七周的诉讼。不过，政府聘请的律师倒是没对他们造成什么危害，他们关心的是给那些哥伦比亚人定罪。
但是他们并不需要证实多少东西。他们的陪审团挑得太好了。经过八天的审议，陪审团成员们显然都疲惫不堪、神情沮丧。陪审团最后宣布所有同谋罪名成立。被判刑几个月后，巴斯特的父亲自杀了。
小伙子说着说着，看上去都快哭出来了。但他咬紧牙关忍住了。他说：“我没有做任何错事。”
他当然不是特朗博尔第一个声称自己无辜的人。比奇注视着他，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回想起自己曾经在得克萨斯以贩卖毒品罪判过一个年轻人四十年徒刑。被告的童年生活非常不幸，没受过教育，有长期的少年犯罪记录，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机会。当时，比奇正襟危坐地坐在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地教训着那个年轻人，他为自己判他重刑感到得意洋洋。必须把这些该死的毒品贩子清除出街头！
自由主义者一旦被捕就会变成保守主义者。蹲了三年大牢后。比奇对他曾经判过的许多人怀有一种痛惜之情。都是些比面前的巴斯特犯的罪严重得多的人，还有一些需要好运的孩子。
费恩·雅伯注视着、聆听着，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同情。
特朗博尔的每一个人都有悲惨的故事。在一个月里听完他们的故事后，雅伯就几乎什么都不相信了。但巴斯特是可信的。在今后的四十八年里，他将渐渐沉沦下去。在监狱里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一天三餐，晚上睡在舒适温暖的床上。据最新估计，一个在联邦监狱服刑的犯人一年花去政府三万一千美元。这是多大的浪费啊。特朗博尔监狱里有一半犯人无所事事。他们都是非暴力罪犯，本来可以用处以高额罚款和强制社区劳动的方法惩罚他们。
乔·罗伊·斯派塞听着巴斯特的动人故事，心里掂量着这孩子将来会对他们有什么用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在斯派塞看来，安哥拉骗局中电话没有用好。三兄弟(73)年纪都大了，只是在假装年轻人写信。如果他们打电话给笔友，比如说假扮成二十八岁的精力充沛的里基给衣阿华的昆斯·加比打电话，风险太大了。但如果用巴斯特这样的年轻人为他们干，他们就能够让任何潜在的牺牲品对他们深信不疑。特朗博尔有许多年轻人，斯派塞也曾经考虑过其中几个。但他们都是罪犯，他不信任他们。巴斯特刚进来，看来还是无辜的，而且他有求于他们。可以操纵他为他们干。
第二个可能性是第一个可能性的必然产物。如果巴斯特人了伙，他乔·罗伊出狱时还有巴斯特在。这个骗局实在是有利可图，舍不得放弃：比奇和雅伯是写信的好手，但他们没有生意细胞。或许，斯派塞能够把年轻的巴斯特练成一把好手，将来代替他的位置，把他那份钱转到外面去。
这只不过是一种想法而已。
“你有钱吗？”斯派塞问。
“没有，先生，我们失去了一切。”
“没有家里人或者亲戚朋友能帮你负担法律费用吗？”
“没有，先生。什么法律费用？”
“我们审案和帮助上诉通常是要收费的。”
“我可是身无分文啊，先生。”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比奇说。反正斯派塞又不会做上诉案子，这家伙连高中都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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