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特夫人于1987年3月2日在哥伦比亚去世，亡年56岁。她没有丈夫，只留下一个孩子，时年二十有一的加布丽艾尔。根据布朗特夫人于逝世前3个月签署的遗嘱，她继承了母亲的全部遗产。
档案厚约1英寸，费奇部下的那个侦探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一遍。遗产包括一幢价值18万美元的房屋，其价值的一半已经付清；一辆汽车；一批普通家具和装饰品；一张3.2万美元的当地银行存款单；以及价值20.2万美元的股票和证券。档案中只有两张债权人的索款单。
布朗特夫人显然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因而征求过律师的意见。在取得了加布丽艾尔的同意之后，房屋已经售出，不动产变换成了现金。在交纳了房产税、律师手续费和法院受理费之后，所剩19.15万美元由机构代为托管。加布丽艾尔是唯一的受益人。房屋处理得十分顺利，未留下任何痕迹。律师的动作迅速利索，看来十分能干。布朗特夫人去世13个月后，一切都已办妥了结。
他又翻了一遍档案，作了一点摘记。有两页纸粘在一起，他轻轻把它们撕开。上面的一张上盖有一枚公章。
这是一份死亡证明。艾弗琳·布朗特博士死于肺癌。
他跑到走廊上，立刻给上司打了电话。
在这个电话转到费奇手上之前，他们已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另一名侦探又把这份档案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此人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当过特工，而且还获得过法律学位，他发现布朗特夫人曾对许多反对吸烟的组织捐过钱，其中包括全美肺协会、无烟世界联合会和净化空气运动。两张债权人索款单中，有一张是她最后一次住院时的医药费2万美元。一张旧保单上有她的丈夫彼得·布朗特的名字。在书记官办公室的另外一侧，找到了他的档案。他于1981年6月去世，时年五十有二，身后留下了心爱的妻子和宠爱的女儿、年方15的加布丽艾尔。他死于自己的家中，签署死亡证书的医生与后来签署艾弗琳·布朗特死亡证书的是同一人——一位肿瘤专家。
彼得·布朗特和他妻子一样，死于肺癌。
斯旺森在确信上述事实准确无误后，才拨通了费奇的电话。费奇在办公室里接了电话。他锁好房门，独自一人，十分镇静地接了这个电话。斯旺森报告的内容，使他非常震惊，他已无力作出反应。他坐在办公桌旁，上装已经脱去，领带已经拉松，鞋带也已解开。他哑口无言。
马莉的双亲全都是死于肺癌！
他在纸上写下了这句话，在它周围画了一个大圈，又从圈上引出许多线，仿佛要把这个消息画成一张流程图，加以分解和分析。他最后总算把它和她有关裁决的保证挂上了钩。
“你在听着吗，兰金？”在双方沉默了很久后。斯旺森问。
“嗯，”费奇说。他接着又沉默了很久。流程图已经画得纵横交错，但去向不明，仍在原地踏步。
“那个女人现在何处？”斯旺森问。他站在哥伦比亚法院大楼外面的寒风中，一只小得无法再小的话筒紧紧地顶着下额。
“不知道。我们一定要找着她。”他的话缺乏信心，斯旺森明白那女人已经消失。
又是一个长长的停顿。
“还需要我干什么吗？”斯旺森问。
“你回来吧。”费奇说完，突然挂断了电话。他那只电子钟上的数字变得模糊不清，他闭上了眼睛。他按摩着猛烈跳动的太阳穴，把山羊胡子紧紧地压在下巴上。他恨不得一跳三丈高，举起办公桌朝墙上摔去，把电话机统统砸烂。但他竭力控制住了自己。在这样的时刻，头脑必须冷静。
除非放火烧了法院，或者朝陪审员休息室扔几颗炸弹，要想阻止陪审团进行审议，他已无计可施了。他们全在休息室里，那最后的12名陪审员。休息室门外站着法警。假如他们进展缓慢，假如他们必须继续在隔离中度过又一个夜晚，那么他费奇也许还能从帽子里掏出一只小白兔，设法使法庭宣布审判无效的。
扔一颗炸弹进行威胁，倒不失为一种选择。陪审团要继续审议，就必须撤走，更严格地进行隔离，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流程图流进了死胡同。他列出了可供选择的种种方案；他发现可以采取的所有残暴行动都有风险，都是非法的，而且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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