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在陪审席上刚刚愉快地坐稳，斯各特·曼格拉姆立即向法庭大声宣布，他的问题已全部问完。于是由凯布尔向基尔文博士提出诘问。凯布尔提出的问题软弱无力，他像是已被这个伟大的专家彻底征服。对几个显然毫无意义的数据，两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基尔文说基于他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他认为大约有10％的烟民患上了肺癌。
凯布尔没有反驳这一论点，而是接过手来加以强调。这是他从一开头就使用的手法，而且以后还要使用，一直用到案子结束。
“那么请问基尔文博士，既然吸烟导致肺癌，得肺癌的为何又只有10％呢？”
“吸烟大大地增加了患肺癌的危险。”
“但不是每个吸烟者都会得肺癌，对吗？”
“对。不是每个吸烟的人都会得肺癌。”
“谢谢你。”
“但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要大得多。”
凯布尔的劲头上来了他开始追逼。他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项为时长达20年的科研中发现，大城市烟民的肺癌发病率，远远高于农村烟民的肺癌发病率。不知基尔文博士对此研究是否了解？基尔文当然了解，虽然他与此研究无关。
“你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吗？”凯布尔问。
“不！”
“你能提出一种猜测吗？”
“可以。这个研究报告发表时引发过一场争论，因为它证明除了吸烟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肺癌。”
“例如空气污染？”
“对。”
“你相信吗？”
“这是可能的。”
“如此说来，你承认空气污染会导致肺癌喽。”
“可能会导致。但是我坚持我本人研究得出的结论。农村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农村中的非吸烟者，城市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城市中的非吸烟者。”
凯布尔拿起另一份厚厚的研究报告，故作姿态地翻了几页：“这是斯德哥尔摩大学1989年发表的报告，其研究者发现肺癌与遗传和吸烟有关，基尔文博士不知是否熟悉这一报告？”
“我读过这份报告。”基尔文答道。
“你对它有何评论？”
“没有。遗传不是我研究的领域。”
“那么，对于遗传是否与吸烟和肺癌有关这一问题，你是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否’了？”
“对。”
“但你并不想对这个报告的观点提出质疑，对吗？”
“我对该报告所持观点没有评论。”
“你认识主持这一研究的专家们吗？”
“不。”
“那么你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是合格的专家？”
“我不能。我知道，你肯定和他们谈过话了。”
凯布尔回到座位上，拿起另一份研究报告，又返身大步走回到麦克风前。
开庭两周以来，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那场使庭上所有人都深感迷惑、而且无人能解读其含义的效忠宣誓的即兴表演，星期一下午以前，法庭上从未出现过戏剧性场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陪审团事件。被告律师团里有个律师向华尔街派来的金融分析家中的一位透了点儿口风。他说，一般认为斯泰拉·赫利克是对被告颇为有利的一位陪审员。这番话我传你，你传他，每传一次斯泰拉对烟草公司的意义也随着增加一个数量级。等金融分析家们打电话向纽约报告时，她已被说成是被告失去的陪审团中的台柱，而这时的她正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由于马提尼威力发作而半醉半醒。
为这个消息火上浇油的，是有关对陪审员伊斯特尔住所破门而入的更加美妙的传闻。人们不难设想，那个私闯公寓的人拿的是烟草公司的钱。既然被告已经被人逮住，或者说是至少受到很大的怀疑，他们的情况自然不妙。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陪审员。他们越轨又被人发现。天快要塌，地快要裂了。
周二上午交易所开盘时，派恩克斯的股价是79.5，随后迅速下挫到78，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和谣传四起，抛盘在不断增加。上午交易时间刚刚过半，股价已落至76.25。这时突然从比洛克西传来了一条新的消息。一位身在法庭现场的金融分析家打来电话，向他的上司报告说，陪审团拒绝出庭，实际上已经罢工，原因是他们已腻透了原告方面的专家提供的枯燥无味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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