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塔姬雅娜疲倦地握了握手，打开挂着她外套的衣橱，“我倒无所谓，无论他想还是没想到。我累了，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我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们该走了。”
门突然打开了，乌兰诺夫出现在门口。
“喂，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请接受我的祝贺！您表现得太棒了！您大约对在电视上亮相已经很有经验了吧？”
“不。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的性格太独立，从不容任何人当面说我的坏话，哪怕是直播也不成。我没有得罪你吧？”
“您得罪我了，”乌兰诺夫笑了，“您当着全国的面把我残酷而又无情地给侮辱了一番。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看起来会很有看头的，很好看。闹剧永远都好，对任何节目都有利。现在人们会怀着更大兴趣看我们，期待着嘉宾中会有什么人跟您一样。顺便说说，马克拉兰是一种什么车？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这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车，值一百多万美元呢，是世界上最贵的车。其速度每小时超过350公里。”
乌兰诺夫帮她穿好大衣，她在制片人的陪伴下走到车前。
娜斯佳认为像德米特里-扎哈洛夫这样的人，都是些百无禁忌之徒。这种人，你很难令他们生气动怒，但他们一旦坚信自己正确，那么，说服或改变他们，则比惹他们生气更难。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彻底地无拘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易受伤害。而对自己行为是否得当，也不那么自信。
扎哈洛夫是干保安的，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使他感到无聊，也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坚持要给娜斯佳提供帮助。毫无疑问，娜斯佳的确需要帮助，这无可争议，但她对季姆卡这一份持续不衰的男性关爱总是心存警惕。这倒不是因为她讨厌季姆卡，相反，季姆卡很优秀也很讨人喜欢，但所有这一切于娜斯佳又有何用呢……
尽管如此，对他的帮助，她还是接受了。对“格兰特”私人侦探所只造访一次就够了。对她的造访，那里的人并不高兴，而且今后永远也不会高兴的。好在季姆卡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所以，他在那里得到理解的机会，也并不是没有。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杀案成了娜斯佳的精神包袱，她不擅于也不喜欢分析政治案件，所以，她对由尤拉-科罗特科夫负责这方面工作感到由衷高兴。而她自己则着手调查另一种推测，即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因为组织了对其丈夫的跟踪而被杀的。按照这一推测，被调查的杀手发现了跟踪者并发现了他们的指使人。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即要想得知订约人的名字，就只有或是通过那些跟踪者，或是通过侦探事务所的头儿。而德米特里-扎哈洛夫向娜斯佳保证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工作。
这样，在就这一推测进行的调查中，属于娜斯佳分管的工作，便是对“格兰特”侦探所提交给女雇主戈托夫齐茨所提报告中列出的人员进行核查。假如这一推测属实，那么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发现了跟踪并对此极为不快，可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娜斯佳桌上各种文件和证明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还是一点眉目也没有，从与侦探所签约一直到女雇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被害，其丈夫会见和接触的人是极为有限的。他很少出门，在他与之有接触的人名单里，绝大多数是来找他这位心理分析医生看病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的患者形形色色，谁都不像凶手，可又对其中任何人都难以打保票。人就是人，他们都有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各自的怪异之处（谁没有怪异？），有各自的爱与恨（同样，谁又没有爱与恨？），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每个人都不像罪犯，但每一个人又都在同等程度上有可能成为罪犯。深入调查每一个人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整个彼得罗夫卡上上下下全都齐心协力调查这件惟一的谋杀案，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可像现在这样……
戈尔杰耶夫上校对自己的下属并无亲疏之分。所以，如果他对谁比较容忍，也决不是因为与之特别亲近，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正确认识。在他就任处长之初，他就深知，像奴隶一样被动盲从地工作是最没效益的。如果一个人主观上不想做事，即使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诚恳，他也永远难以把事情做好，因为强制性会扼杀人的想像力和直觉的。而没有了想像力和直觉，你就不是一个大师，而只是一个匠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让娜斯佳参加女议员戈托夫齐茨谋杀案侦破小组。既然反正不会有结果，何必折腾人呢？此外，上校寄希望于娜斯佳的自觉性，而且，和以往一样，这次他又估计对了。他认识娜斯佳已多年，长期以来他已经把她琢磨透了，因此，几乎总是能准确地预知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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