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还有什么情况对他有利？您也知道光有工作愿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能力。”
“是啊……”娜斯佳犹豫了一下，“我毕竟不是精神病专家，因此，对他的职业水准，未必能给一个足够可靠的评价。我曾和他谈过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可以这么跟您说，他非常迅速而又准确地做了分析。别的精神病专家通常决不可能像他这么快这么自信地做出诊断，这是另一个问题。一般神经科医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作出诊断，而病人头一次应诊就作诊断的事是从未有过的。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却毫不犹豫，一开口就说我得的是神经官能症。起初我对此有点警觉，但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是吗？什么答案？”
“对他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让您喜欢，您是他将来的雇主。他又不傻，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会把同他见面时的印象报告给您的。他所想的当然不是您个人，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况且他并不认识您，他所想的，是那些能决定是否邀请他到内务部工作的人。和其他不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公民一样，戈托夫齐茨分辨不清，在内务部机关里，哪些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哪些是基层工作人员；也分不清楚什么侦探、特警；谁是长官，谁是巡逻兵。对他来说，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全是一样的警察。而且，戈托夫齐茨肯定就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市刑警局的高级警探，也就是我，会跟部里有组织犯罪局的局长，也就是您，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他真诚地想要给我留下好印象，以为我和您是一个单位的，彼此认识，所以您笃定会跟我谈到他的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他才急着给我下诊断，以此表明他能非常轻松而又迅速地分析别人的灵魂。就好像魔术师在惊异的观众眼皮底下，从帽子里变兔子一样。”
“对不起，难道他就不怕这种匆匆忙忙就下诊断的做法会让我们对他的职业水准产生怀疑吗？”扎托齐尼有点怀疑地问，“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大家都当做没文化的白痴，搞不清神经科医生一般不会在第一次应诊就下诊断这种常识？”
“您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是已经请求您保持宽容了嘛。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推理完全正常。他看出我在讲自己病症时没有骗他，这就是说，我确实有这类病。这么一来难道不是说，我，一个警察局少校、刑警局高级侦探居然跑来跟您说，根据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的意见，我得了神经官能症？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关于神经官能症，就是对我严刑拷打，我也会保持沉默的，因为这对一个警察来说，是不适合的。而我要跟您说的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一个非常好的专家，仅此而已，而对于他那个可爱的小把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
“那么您呐？要知道，您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魔术、是骗局。为什么他就不怕您对此作出应有的判断，并给戈托夫齐茨教授一个不敢恭维的鉴定呢？”
“我？”娜斯佳哈哈笑了，“瞧您说的！谁见了我会相信我知道什么是神经官能症呢？您看，我像一只灰鼠，连两个和一个半都分不清，整个一个什么都不懂，我也不会满世界去张扬，说我曾听过一个国内著名专家讲授精神分析课。且在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司法精神病学。跟您说实话，我的这个病就是不向戈托夫齐茨咨询我也了解得很清楚，我只不过是想验证一下，顺便也测试一下他罢了。”
“关于这些病症，您并不愿意对我讲，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娜斯佳突然停住了脚步。但扎托齐尼却仍然慢慢地向前走，甚至连头都不回。娜斯佳定了定神，快走几步，赶上了他。
“怎么回事？为什么您这么不喜欢我这个问题？”
“问题提得很没有分寸。”她冒失地把刚想到的第一句话说了出来。
“很好，”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了笑说，“这样一来，您就让我得其所哉了。您想必这样想：不要探究我的心理，扎托齐尼，没有你我也能对付。你算老几啊，凭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不幸跟你说呢？对吧？”
“不，”她手足无措的同时也有些气恼，“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冬天，您就清楚地向我表明，您不是一个我可以向他诉苦的对象。而对我来说，一件事向我重复两次实无必要，一般说，我这个人还算通情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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