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不算通情达理，您是很好记仇的，”将军纠正她说，“远的不说，就说那个冬天吧，我不是已经跟您解释过，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嘛，是为了服从整个行动的利益，而那次行动，是针对您的局长梅里尼克的么。可您却不认为有必要原谅我，生了气，而且直到现在还气鼓鼓的。这不对，阿娜斯塔霞。你得学会原谅朋友。但是，既然您还没有学会这些，那我们还是回到戈托夫齐茨案上来吧。从您严谨的表述可以断定，您应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谈到。”
“是的，”她承认，“我所说的有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应当在其状态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来理解。我想，在正常状态下他确实是个好专家，并且会有助于情报分析室的工作。而他想要凭匆匆忙忙给我下诊断来博得好感的可笑的做法，只能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他的判断力确实很成问题。”
“就是说，您预计在他因妻子之死而产生的抑郁状态过后……”
“我指的是别的，”娜斯佳打断了他，“问题并不在抑郁状态，而在于恐惧感。对此应该受到责怪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怎么回事？”扎托齐尼不慌不忙地问，“是不是你们和侦探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一下把这个倒霉的精神病专家给吓坏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对他一直很小心，态度很温和。可那些负责检查戈托夫齐茨是否可靠的人太笨。对外监视组恐怕连一个干练的专业人员也没有。反正他们的行动非常拙劣粗暴，以致就连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也能当下就把他们的形象描绘下来，试想，一个总是感到自己正在受监视的人，他自然会脱离常规。得知自己正在被跟踪，而又不知道是谁以及为什么——就连敌人你也未必会喜欢给他这样的消遣。”
“真是没用的东西，”扎托齐尼气忿地骂道，“你告诉我这一点很好。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对外监视组’的头头。为了使谈话更具体，我要拿走他们那儿所有负责对戈托夫齐茨进行检查的人的照片，让那个头儿用手指把那些跟踪过他的人指出来。这对那些不好好工作的人是个教训，怎么，戈托夫齐茨吓得够呛？”
“那您以为会怎么样？当然吓得够呛了。他是一个普通人，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我可以跟您说得更多一点：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当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去跟踪他时，他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他什么也没偷，没杀死任何人，跟刑事犯罪团伙连边都沾不上。所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断定自己患了迫害狂症。比这更糟的是：有人撬开他家门，溜进他家里，却什么都没偷。这对您来说难道不说明什么吗？”
“您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人干的？”
“我敢肯定。既然他们负责对他进行检查，那他们完全有可能想要翻一翻他的文件。于是就翻了。可此人如今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因为既不能对他讲实情，又想不出能让人接受的解释。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啊？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实施高级专业培训？”
“或许得等到您，阿挪斯塔霞，当了内务部长以后吧，”扎托齐尼笑了笑说，“不能实现的事就不要去幻想。只要我们的国库还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我们这个部门的情况就不会有改变。我们必须忍耐并与现实妥协。”
他们坐在一根倒木上，看着马克西姆。他时而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时而做几个俯卧撑。娜斯佳默默地抽着烟，想着心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手里拿着秒表注视着儿子。
“我们可不可以重拾去年冬天的话题呢？”他突然问道。
娜斯佳正陷入沉思中，以至于没马上弄明白他的话。
“回到哪个话题？”她不解地问。
“就是您调工作的事。”
“谢谢，”她微微一笑，“可我现在已经不想调了。正如通常说的那样，勺子在吃饭时才显得重要，送红鸡蛋也要赶在复活节，凡事都有个时限。戈尔杰耶夫回来了，我也就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那您就准备一直戴着少校肩章呆到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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