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托夫齐茨又把指头弄得“啪啪”响，并且掉转身子。
“早上接诊时有人给您打过电话吗？”娜斯佳问。
“不记得了。我的办公室有电话，可是，在我和病人谈话时，通常我的电话总是挂断的。这一点你们能理解吧。”
“是啊，是啊，当然啦，”她急忙表示赞同，“那你们的另一部电话呢？”
“卧室和厨房里各有一部。可平常在我接诊时，尤丽娅总是把电话音量调到最低档，不让电话铃声传到办公室去，她甚至在屋里走动时都蹑手蹑脚的。在谈话过程中只应有我和我的病人。整个世界里只有两个人。你们明白吗？如果病人感到身边有第三者在，会妨碍他谈话。任何无关的嘈杂声都不应有。”
“这么说，您也不知道，在10点到2点之间，是否有人给您或您的妻子打过电话？”
“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尤丽娅总是把要转告的话记在纸上，在接诊后转给我。”
“这么说，昨天吃午饭时，她向您报告过什么人给您打过电话？”伊戈尔追问道。
“是的，是这样。”
“至于谁给她本人打过电话，她没说吗？”
“我不记得了。或许吧……我没认真听。”
“为什么？”
这个问题再普通不过了，但心理医生却没回答，只是含糊地耸了耸肩。
“吃午饭的时候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告没告诉您她下午的计划？”
“没有……好像没有……我没在意。”
“您当时有心事，心神不安？”
“我？不。您此话怎讲？”
“这么说，您平常就不怎么认真听您妻子的话了？”
这话从列斯尼科夫方面说当然显得有些唐突，可这一情况毕竟有必要了解清楚。也许这个家庭里关系并非那么和睦？而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也不是政治性案件，而是一件十分普通的日常生活案件？
戈托夫齐茨把目光转向列斯尼科夫，眼神突然变得专注而又尖锐。
“您这么说该不会是有所暗示吧。我和您，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已经打过交道，在小偷撬门溜进我家那次。我想您一定还记得这件事吧。当然，撬窃事实本身使我不得安宁，尽管什么东西也没丢。可这件事使我很不安。”
如今坐在娜斯佳对面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全身紧张而又严肃的人。也是，他居然想得起列斯尼科夫的名字，但娜斯佳记得很清楚，这一次伊戈尔根本就没对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和父称。他只说“列斯尼科夫中尉”和“卡敏斯卡娅少校”。
“你妻子是否也对撬窃的事很不安？”娜斯佳问道。
“是的。”
话说得很肯定，但不知为何似乎不大确信似的。
“您家里有没有属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文件和证明？”
“当然有。”
“能让我们看一看吗？”
戈托夫齐茨疾速从他坐的椅上站起来。娜斯佳直到此时才注意到他的相貌：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刚过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浓密，梳理得十分整洁，脸上的线条粗犷严峻。可是，不知怎么显得神经过敏，使他看上去矮小萎琐而又忙忙叨叨。而且，娜斯佳必须克制自己不看他的秃顶。“要知道这可太奇怪了，”她暗自笑道，“为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出一种与其真实现实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外部形象，别的演员会情愿献出自己的半生的。也是，心理状态对一个人外貌的影响有多大呀！如不是亲眼见到的话，连我也不会相信的。”
“拿到这儿来还是就在原地看？”
“就在原地看吧。”伊戈尔道。
死者的文件在客厅柜橱的小抽屉里。戈托夫齐茨默默取出文件放在沙发上。
“请看吧。”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平常在家时在哪儿办公呢？”伊戈尔问。
“这要看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我在接诊，她就在远离办公室的卧室里，这我告诉过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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