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去向戈尔杰耶夫报告去了。半小时后，上校把娜斯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瞧，我们不能总是坐着一动不动了，”他嘟囔道，“去，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起去找死者的丈夫。当然，他现在的状态还不能提供条理清晰的证言，但我们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你们也知道，她是国家杜马议员。各种各样的电话和要求每分钟都可能出现。动起来吧，孩子们，不要再拖延。”
“可……”娜斯佳刚一开口，就被戈尔杰耶夫打断。他对自己这位下属太了解了。
“别担心，我不会派你到杜马去的。你到那儿去也无济于事。你的弱点在于不善于同我们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让科罗特科夫和杜马议员打交道吧，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你今天先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道干，以后我要把他转到另外一条战线上去，我把死者的丈夫、她的亲戚和朋友们就交给你了。”
“谢谢。”娜斯佳感激地点了点头，她已经无数次感激命运赐给她这样一位处长了。
好吧，这就轻松多了。每次当某一显赫人物死于罪犯之手时，报刊上都会为此掀起一番可怕的鼓噪（“银行家被杀！”“部长被暗杀！”“无用的记者被干掉！”），娜斯佳总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当真相大白时，人们会发现，这一罪行完全出于个人动机。归根结底，那些银行家们、部长和记者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都是些普通人，他们也有亲人、爱人、朋友，因而，也就有敌人和嫉妒者。他们也有金钱上的往来关系，也有从中往往会涌现出可怕的、已快被人彻底忘记的幽灵的过去。为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因为这些而被杀，而名流却不可以呢？谁都不会蓄意诋毁一位诚实部长的升职过程，但这并不妨碍他实际上不过是个虐待狂，是个把情妇折磨到神经崩溃的大混蛋。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抓起刀来的原因……
娜斯佳满心期望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议员谋杀案就是这种“日常生活”性质的。也就是说，是最普通的那种。
在刑侦科工作的这些年中，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死了亲人的人。这些人的表现各各不同。有的人僵直呆立如石化了一般，有的人犯起了歇斯底里，还有些人尽量保持自制力。但像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人，对娜斯佳来说，是极其罕见的一种。手扪心口说实话，可以说是根本就没见到过。
鲍里斯-戈托夫齐茨被吓坏了。而且，他的恐惧是如此强烈、如此明显，以致他都感觉不到丧妻之痛。他连一分钟也不肯消停，连续不断地变换姿势，把手指弄得“啪啪”响，手里始终在把玩着个什么东西，而他的目光是内敛的。看起来他甚至并不怎么注意他的谈话对手。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妻子的尸体是在奥斯特洛维佳诺夫街上被发现的。您知道她到那个区是干什么去了吗？”
“不知道。一般说，我甚个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那是在莫斯科城南，在‘孔科沃’地铁站旁边。那里还有一个大的商品市场。”
“不知道。说不定她是到市场买什么东西去的吧……”
“在她留下的物品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新买的，就只有一个提包。这条街上有没有您的熟人或亲戚？”
“我不是说过我不知道吗？你们到底要我重复多少遍呢！”
“需要多少遍，就重复多少遍。”列斯尼科夫突然语气严厉地说道。
娜斯佳责备地瞥了他一眼。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人的妻子被人杀死了，他的反应当然不可能那么适当。对于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即使他表现得无耻、粗鲁、愚蠢或记忆欠佳，都是可以原谅的。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是如此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中，以至于根本未发觉侦查员态度严厉。
“请您尽量详细谈一谈昨天的情况。您和尤丽娅-戈托夫齐茨到过哪儿，做过什么事？你们到过哪儿，谁给你们打过电话，电话里又说过些什么？”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我们和每天一样，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聊了会儿天……聊的是……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没发生任何异常。10点钟我开始接诊，尤丽娅回到自己房间准备她在杜马发言的讲稿。随后，大约在2点，我们吃了午饭，下午4点又有人来咨询。病人离开时，尤丽娅已经不在家了。从那以后就再没见到过她。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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