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对，”斯塔索夫望着戈尔杰耶夫低沉地说，他的脸紧张得苍白，“他说得很对。如果事情像我们预料的那么严重，一切还没有结束。他们是不会放过塔姬雅娜的——不使我们失去孩子，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尤拉在娜斯佳狭窄的办公室里激动得踱来踱去。
“费了这么大的劲连个影子都没抓到！活见鬼！我在杜马坐坏了三条裤子，找所有的议员谈话，脑子里寒得满满的，却全是些没用的东西！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政治家和所有的人都一样，和我们一样生活，却根本没用。只要某个议员遇害了，马上向全民疾呼：‘啊，是政治阴谋！连议员都杀死了！简直是场噩梦！举行游行示威！让国家解决！国家法律机关太无能了！’假如死的是普普通通的钳工瓦夏，这就很正常；而触动了议员则是灭顶之灾！瓦夏被杀，警察局还不赖，而一旦杀死了国家议员，警察局可就倒了霉。而议员被杀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一点没有人说出。很快，立案调查。每天撕破了脸皮和人交谈，还要注意搜集的材料是否带有政治倾向。只要侦查员一提交不带有政治色彩的普通材料，马上就怀疑你：可能被收买了，企图消灭政治犯罪的罪证。”
娜斯佳坐在桌旁静静地拟订着某种方案，使尤拉有机会发泄，陶瓷高杯里的水哗哗地开着，娜斯佳拿出两个干净的杯子和一个速溶咖啡罐。
“来点吗？”待他歇气时，她插话简短地问道。
“倒吧，”尤拉嘟哝着，“你给我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指什么？”
娜斯佳把咖啡倒进杯子里，每个杯里放了两块方糖，然后注入开水：
“说得清楚一些，我的不落的太阳，要不然你的激情在废墟中将荡然无存。”
尤拉突然在办公室中间停了下来，放声大笑：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崇拜你。你是惟一一个不费吹灰之力控制我心情的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笑笑，把杯子递给他。
“凭直觉。我认识你已经很多年了。小心，杯子烫。那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问为什么这些异想天开的家伙招惹上了我们的丹娘？”
“你不明白吗？是为了钱，尤拉，一大笔钱。成为她的作品惟一的出版商，可以赚一大笔钱，用它来胡作非为。我和塔姬雅娜昨天谈话后，她给彼得堡出版她的书的出版商打电话，得知前不久一个在彼得堡没人听说的不占编制的外乌拉尔报记者到过他那儿，对著名女作家的个性、她作品的发行量及稿酬数额极感兴趣。当我们在科洛布克的办公室描绘市民大会的场面时，我们的朋友高里亚去查阅，发现没有这种报纸——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所假定的团伙对塔姬雅娜感兴趣的正是因为她是个作家。还有一点，塔姬雅娜的出版商按塔姬雅娜的请求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她是侦查员。很久前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后来塔姬雅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只对读者说自己是个作家。她是侦查员这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我们的这个隐秘的团伙就更是无从得知了。这就是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
“你根据什么断定他们不知道？”
“假如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东奔西跑地忙活她了。这很容易看得出。这里还有一个绝妙的有利时机：这个团伙不是黑社会组织。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瞒过黑社会很难，他们到处都有耳目，情报被窃是常有的事。而我们这个团伙没有在权利保护机关安插奸细，所以他们不知道塔姬雅娜的真实身份，只把她当做能给他们赚钱的作家而已。企图把她弄到束手就擒的地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迷惑她，温柔地待她，使她驯服，唤起她深入骨髓的、至死不渝的感激之情，牢牢地拴住她的心，并获得她终生的版权。”
“好吧，你说服我了。那乌兰诺夫呢？他们要他有什么用？他难道有一百万美金的私房钱？”
“好像没有，”娜斯佳摇摇头，“从他妻子的谈话中能听出他们的家境不错，但不至于为了这些钱惹上大麻烦。他们只不过赚的比花的多罢了。请设想一下：杀死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雇佣杀手追踪乌兰诺夫，在这之前处理掉了伊涅萨和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又杀害尤丽娅，在十家报刊花钱登载……还要行点贿赂——你干吗这样看着我？——是的，伙计们，这是有点老生常谈。我立刻注意到乌兰诺夫夫妻一夜就办好了离婚手续。我请求米沙去了他们住址所在的户籍登记处，迷惑那个女负责人。她当然不承认受贿，但没有否认代理辩护。并且据她讲，不是为政府机关辩护，只不过来了一个人请求她，令人无法拒绝——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假设这个团伙不需要每次都雇帮手，他们有自己所辖的窃贼、杀手和装门面的人，那么这个组织很阔绰。如果追逐小钱，他们就没有什么资产。他们需要乌兰诺夫有什么用，我搞不清。应当同他谈谈，但我不知道怎么使他说出卢托夫。这需要一种办法，让他克服对卢托夫的忠心。会想出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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