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列斯尼克夫叹口气。
“问题就在这儿，”格梅里亚训斥道，“罪犯可不是傻瓜。除此之外我还要告诉你：假若到最后才发现，窃贼进屋时把门撬坏是故意要引人注意的话，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我完全相信，窃贼本来可以用一套钥匙来开锁，可他打消了这种想法。知道这是为什么？”
格梅里亚并没等侦查员回答，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话方式。他喜欢把修辞设问当做一种教育手段，广泛用来向自己的孩子讲解中学教学大纲。
“或许只是为了让女主人能发现屋里有人来过。他们早在那时便已策划好了谋杀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行动，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知道你和我会把盗窃案和谋杀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如果我们得不到有关企图盗窃的证明，我们便会首先把戈托夫齐茨谋杀案当做议员被害，其次当做记者被害。小偷进屋是事实，但实际上并未偷走任何东西，这样便能把我和你的脑袋搞晕了，我们便会以为作案动机是自私，便会把死者的丈夫列为怀疑对象，认为他企图偷盗她的宝物，也就是说，罪犯想预先把我们的调查引到企图窃取财产方面来。”
“那他们又为什么没有拿走屋里任何东西呢？”伊戈尔困惑地问，“东西都在明处，你只需伸手拿就是了。假如戈托夫齐茨夫妇发现东西丢了的话，一切就可信得多了。”
“你还嫩了点儿，”格梅利亚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
“多大？”
“小得很。才两岁半。”
“得，等你的孩子长得稍大一点儿，学会如何骗她的爸爸妈妈时，你就该明白了。说什么孩子不会撒谎，这只是童话。只有特别聪明的孩子才不会撒谎，因为他们竭力想要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思考问题。一般孩子都会撒谎，撒谎撒得你连想也想不到会不相信的地步。孩子的谎话里并没有你我这种成年人的逻辑，我们永远也弄不明白。至于溜进议员家里的那些小愉，他们所想的，与我们相比，比我们先进一步。实际窃案和随后对女主人的谋杀都太简单了。正当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丢时，随后却发生了议员被害案，初看上去，议员的皮包里什么也没丢，而你我便会像疯子一般，到国会和新闻界翻箱倒柜搜寻，只是到后来，过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总体思路，即破门撬锁和谋杀，二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于是，这一猜测令我们如此骄傲、如此高兴，觉得自己聪明、富有洞察力，于是，一头扎进对抢劫者和强盗的调查中去，开始怀疑死者的丈夫觊觎某些对公众隐瞒起来的珍宝或金钱，而调查这种设想，那才叫名副其实的受罪。我们喜欢这种设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前途，觉得它能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它是如顿悟一般出现在我们脑中的，在找到它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在别的方向上进行了毫无结果和意义的搜寻。我们坚定不移，不肯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后退一步。然而，时间在流逝……不，伊戈尔，策划这一阴谋的那个家伙鬼得很，对我们的心理摸得很透，弄不好，他本人就是个侦探或侦查员，虽然只是从前干过而已。他一切都预计到了。他甚至想到，即使是为了不再把谋杀案当做一次政治事件，而取消对它的严密监督起见，我们也会抓住抢劫的构想不放的。我越是思考这个问题越相信，策划这阴谋的那个家伙是我们队伍里的某个人。”
格梅里亚沉默了一会儿，像是思考他刚说的话，随后，又和着自己思考的节拍，得意地点了下头，说：
“这么说，是这样，伊戈列克。对于戈托夫齐茨文件原件确认的那四个人要展开调查。不要把所有事都揽过来，小组里，谢天谢地，还有几个来自全俄政治管理局的小伙子，一般说，这种事归他们管。告诉科罗特科夫，叫他不要离开国家杜马，要他弄清楚，究竟是谁想要收买和恐吓戈托夫齐茨来着。不妨先让他嗅一嗅调查方向，确定以后该把突击力量投到哪里。至于行窃案，确切地说，是预谋行窃案，先把它忘掉吧，就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似的。你明白吗？不要让罪犯操纵你的思维。他们这是想用偷窃把我们缠住，简直是硬往我们眼睛里塞。切不可上当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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