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遭到沙皇残酷镇压，几乎所有进步知识分子和稍有改革思想的人都受到株连。
他不相信俄国医生的医术，开始奔走张罗，设法谋求获准出国。他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带着儿子，在俄罗斯奔波了整整三年，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不断地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由于他意志薄弱，性情急躁，弄得医生、儿子和仆人都陷于无计可施的绝望之中。他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物，一个爱哭而又任性的孩子，回到了拉夫里基。痛苦的日子开始了，所有人都受尽了他的折磨。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伊万-彼特罗维奇才会安静下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贪吃，从来也没有吃得这么多；所有其余时间，他既不让自己、也不让任何人安宁。他祈祷，抱怨命运，骂他自己，骂政治和他自己的那套方法，骂他曾经夸耀和吹嘘的一切，骂他从前曾经让儿子奉为圭臬的一切；他反复说，他什么也不相信，却又去祈祷起来；他忍受不住一刹那的孤独，要求家里的人不分昼夜经常坐在他的安乐椅旁，给他讲故事，不让他感到寂寞，却又不断高呼：“你们总是在说谎——真是胡说八道！”打断别人讲的故事。
特别受罪的是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他没有她根本不行——她总是完全满足病人一切刁钻古怪的愿望，不过有时她不敢立刻回答他，以免自己的声音会暴露出她极端气愤的心情。他就这样又勉强活了两年，五月初，把他抬到阳台上去晒太阳的时候，他死在了阳台上。“格拉莎，格拉莎！要肉汤，肉汤，你这个老傻……”他用已经僵硬的舌头含糊不清地说，没能说完最后一个词，就永远沉默了。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刚从管家手里夺过一碗肉汤，立刻就站住了，看了看弟弟的脸，慢慢地从肩到腰画了个十字，然后默默地走开了；正在那里的儿子也什么话都没说，倚在阳台的栏杆上，好久好久望着花园，花园里花香袭人，一片翠绿，在春天金色的阳光下闪闪烁烁。他已经二十三岁；这二十三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过得多么快，而且多么可怕！……生活已经展现在他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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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了父亲，把经管家务、监督管家和奴仆的重任托付给那个始终不变的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之后，年轻的拉夫烈茨基就动身到莫斯科去了，有一种模模糊糊、然而十分强烈的憧憬吸引他到那里去。他意识到自己受的教育不够，打算尽可能弥补过去丧失的东西。最近五年他看了许多书，而且看到过一些事情；许多想法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了；任何一位教授都会羡慕他的某些知识，然而同时有许多每一个中学生早就熟悉的东西，他却还一无所知。拉夫烈茨基意识到，他并不是无事可做；他心中暗暗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怪人。崇拜英国的父亲和自己的儿子开了个并不好笑的玩笑；他那套毫无道理的教育带来了自己的后果。许多年来他在自己父亲面前惟命是从，一味容忍，当他终于看透了父亲的时候，木已成舟，一些习惯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了。他不善于与人交往：一个已经二十三岁的人，羞怯的心里怀着不可抑制的、对爱情的渴望，却还不敢正视任何一个女人。像他那样一个头脑清楚、健全、但也有点儿迟钝的人，像他那样一个易于固执己见、爱好观察、性情疏懒的人，本该从小就投入生活的漩涡，可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却让他处于一种人为的孤独状态……现在这个仿佛有魔法的圈子已经打破了，性情孤僻的他却仍然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继续停留在原地。在他这个年纪穿上大学生的制服是可笑的；但是他不怕嘲笑：他所受的斯巴达人的教育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有用的——在他身上培育出了一种蔑视他人议论的精神，于是他毫不在乎地穿上了大学生的制服。他进了数理系。他身体强壮，面颊红润，脸上已经长满胡子，沉默寡言，给同学们留下一个奇怪的印象；他们没有料到，这个坐一辆宽大的农村双套雪橇准时前来上课、神情严肃、年富力强的男子，内心深处还几乎是一个孩子。他们觉得他好像是个古怪的书呆子，他们不需要他，也不讨好他，他总是躲着他们。他在大学度过的头两年里，只与一个大学生接近，他向那个大学生学习拉丁文。这个大学生姓米哈列维奇，是个很热情的人和诗人，真心诚意地喜欢拉夫烈茨基，而且完全是偶然地使他的命运发生了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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