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顿住了。然后他突然把他的椅子往我身边挪了一下。“这样说不成。我得把一切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您，从头说起，否则您不会明白……这件事不能打比方，不能抽象地谈……我必须把我的具体事情说给您听。不该那么羞羞答答、藏头露尾他讲……人家在我面前也是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把他们身上的癣。大小便给我看……要想得到医治，不可含糊其词，不可有任何隐瞒……所以我下跟您说一个虚无缥缈的医生的事情……我脱得赤条条地对您说：我……在这该死的寂寞之中，在这可诅咒的国度里我已经忘记了害羞是怎么回事。这个可诅咒的国度吞噬人的灵魂，吸尽人的骨髓。”
我大概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因为他又住口不说了。
“啊，您表示抗议……我明白，您看见印度欣喜若狂，神庙，棕榈树，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中所看到的全部罗曼蒂克的风光，这一切您都非常喜欢。不错，热带风光是富有魔力的，要是您望着火车、汽车或者人力车驶过热带地区的话。七年前我初到印度的时候，感觉也是如此，什么事情我都梦想着去做，我要学当地的语言，用原文阅读那些经典，研究地方病，进行科学研究。调查土人的心理状况，——或者像欧洲人的俗话所说的——做一个传播入道和文明的传教土，到这里来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梦想。可是在这座看不见的玻璃房子里，人的力量渐渐耗尽，无论吞服多少奎宁，还是要得热病。热病一直侵入骨髓，人就变得虚弱懒散，软弱无力，成了水母。如果欧洲人离开大城市，来到一个该死的罪恶的小镇，不知怎地，就会判若两人，迟早都会受到损害，有的酗酒，有的抽鸦片，有的打人，变成野兽——每个人都会沾上一种毛病。他们都向往着欧洲，梦想着有朝一日又能在一条大街上漫步，在一问豁亮的石头房间里和白种人坐在一起。他们年复一年地这样梦想着，可是等到休假的时候来到，人已经变得过于懒惰，不愿动身。他们知道自己在大洋彼岸已为人所遗忘，无亲无故，就像这大海中人人踩踏的贝壳。于是他们便留下来，呆在这炎热潮湿的森林里潦倒颓丧。我把自己出卖给这座烂泥窝的那一天，真该诅咒……
“话说回来，我这样做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我在德国学过医，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医学士，一个高明的医生，甚至在莱比锡医院里谋得一个职位。一本业已湮没无闻的某一年的医学杂志当时曾经为一种新的针剂大吹大擂，而第一个研制出这种针剂的就是我。这时我堕入了情网。我在医院里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把她的情人折磨到发狂的地步，结果她的情人竟开枪打她。不久我也变得和那个情人一样的疯狂。这个女人神态高傲，冷若冰霜，把我弄得神魂颠倒。我总是受那些惯于颐指气使的、厚颜无耻的女人的辖制。而这一个呢，把我收拾得服服帖帖，我简直对她百依百顺。我——咳，有什么不可讲的呢，事情都过去七年了——我为了她的缘故挪用了医院里的公款。事情败露之后，闹得天翻地覆。我的一个叔叔暗中打点，事态总算没有扩大，可是我的前程就此断送。当时我正好听说，荷兰政府招募医生到殖民地去，并且预支给应招者一笔钱。我当时立刻想到，这必定不会是什么好差使，所以才预先给钱。我知道，在这些热病蔓延的种植园里，死人坟墓上十字架数目的增长比我们这儿快三倍。可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热病和死神只会光顾别人。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多加选择的余地。我就乘车前往鹿特丹，签了十年的合同，拿了一大叠钞票。一半我寄回家去给我叔叔，还有一半在那儿的码头区叫一个女人给弄走了。这个女人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骗个精光，就因为她跟那条该死的母狗长得一模一样，我就这样身无分文、没有怀表、不抱幻想地从欧洲扬帆远航。我们的船驶出港口的时候，我并不特别忧伤。我坐在甲板上，跟您一样，望着南十字星座和棕榈树，心胸开阔起来——啊，树林，孤寂，宁静，我梦想着！好——寂寞我可是领略了个够。人家没有把我安插到贝塔维亚或者泅水去，没有安插到有人、有俱乐部、有高尔夫球、有书、有报的城市里去，而是——咳，地名和正题无关——调到一个小镇上，离开最近的一个城市也有两天的路程。有那么几个既无聊又干瘦的官员，几个欧亚混血儿，我成天就跟这些人厮混，除此之外，远近只有树林、种植园、丛莽和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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