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一家于6月底返回英国，他们在当时伦敦主要基地——格林威治奥桑尼斯的家——安顿下来。6个月前，他曾想联系一些文学人士，但他发现已身不由己卷入了纷争之中。不过，这并不怎么让他吃惊。在静心编著他在西班牙经历的书籍之前，首先他想把巴塞罗那经历见闻寄给与他意气相投的本国编辑。他曾阅读过报刊《新政治家与国家》上刊登的战争报道，对其颇有好感。他曾在法国致电该刊编辑金斯利·马丁，询问登发文章事情。金斯利·马丁口碑极好，是公认的品格高尚的人。马丁满口答应，但对于几天后的那篇文章《目睹巴塞罗那》却束之高阁，拒不采用，理由是该篇文章可能会“惹麻烦”。马丁打来的电话字斟句酌，含拒绝之意，且毫无回旋之余地，后来他又通过信函形式告诉奥威尔这事关报社的原则立场。不知是出于内心愧疚，还是出于发现了奥威尔还是研究西班牙的一位专家，总之，马丁又让奥威尔写一篇弗朗茨·博肯奥的《西班牙战场》的书评。书评完稿后，又惨遭马丁的拒绝，理由是违反了编辑的规定。报刊文学编辑雷蒙德·莫蒂默新月与此事无关。后来两篇文章先后发表。《目睹巴塞罗那》发表在无名刊物《争论：社会主义论坛》上；那篇书评则发表在《时代与潮流》上。尽管文章发表了，但却给奥威尔留下了创伤。这件事使得当代文学政治产生了对峙的两派。两派人士进行了旷日已久的纷争相斗。
对于奥威尔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要掩盖事实真相，禁止言论自由，追求某些思想意识。金斯利·马丁，一个青年人奉之为正直楷模的人，一个光辉夺目的人，奥威尔要彻底否定他。显然，一个马克思追随者不会这样做的。〔一个人若寻找真正的自我，一生必须要开诚布公，渴望向他人学习，渴望纳新充实自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永不停歇的自我探索的征程中不断形成自我。〕马丁一辈子都在为自己辩解说，当时反共和军的宣传压倒新闻界。冲突各方表现得都极为残酷，“而我只是根据广大民众来做出抉择，其结果总归这边赢，而不是对方赢。”马丁认为，奥威尔的第一篇文章尽管事实确凿，但其导向却是偏向敌方的。那篇书评，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书评〔真正意义上的那篇书评几个月后最终由V.S.普里切特完成〕，只不过是奥威尔政治见解的重述。奥威尔的两篇文章都抨击了共和军政府的暴行。虽然马丁无理由怀疑事情的真相，但他认为在这份同佛朗哥唱反调的周刊上刊登此类文章，不合时宜。奥威尔有足够的自由度，可以另择良木而栖。
从此，奥威尔永不原谅马丁。现在还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件事：多年后，在一家拥挤的餐厅里，奥威尔看见了远处的马丁，他立即请一起就餐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同自己交换位子，以免看到那张“邪恶的脸”。那篇书评因未在《新政治家与国家》上刊登，报社曾给奥威尔违约金，但被他拒绝了。这笔钱不可避免被扣上了“封口费”的帽子（对此，马丁的传记作家尖锐地反驳说，如果那是封住嘴巴的贿赂的话，我们许多人都曾拿过该报社的这笔钱。通常，我们是比较简单看待此事的：若该次未刊登某篇文章，我们不想让文章因为我们而受损失）。这成了英国稿件审查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马丁于其中自己扮演的角色疑虑重重，毕生——他于1967年辞世——都在不懈地为自己正名，希求能有更好的结局。他曾告诉过马格里奇，奥威尔的文章的确精彩，实事求是，但却有损共和军。当时马格里奇大概询问是否最终采用奥威尔的文章。奥威尔的两篇文章在马丁看来，观点偏激，并不像《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那样态度温和，“左右平衡”。那段时间，奥威尔厄运连连，就在马丁拒绝刊登《目睹巴塞罗那》的那一周，奥威尔尚未动手的叙述西班牙经历的著作也遇到了麻烦。六个月之中经历了左翼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奥威尔看出狂热追随英国共产党的戈兰茨对于任何攻击共和军的言辞都是无法容忍，嫉恨如仇。因此，他于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就从格林威治赶到亨利埃特大街探探形势如何。戈兰茨出门了。他只见到了诺曼·科林斯。两人就《让叶兰继续飘扬》修改都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从科林斯那里，奥威尔已清楚戈兰茨的立场观点。戈兰茨密切注视着局势，在他7月15日的一封回复处世警觉的科林斯的报告的信中，他表明了自己要将所有的异端邪说统统掐死在萌芽状态，并说“很有可能”不再刊登奥威尔任何的作品。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D.J.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