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新英语周刊》上对《北回归线》的评论暗示着奥威尔思想转变的方向。他深受米勒对30年代巴黎近乎波希米亚式生活的平铺直叙回顾的吸引，很快就把小说中对世界从下向上的看法与宗教信仰的衰落联系起来。奥威尔认为，这种衰落的结果之一就是“对生活的物质层面随意理想化”。像《北回归线》这样通过坦白的事实描写性的小说，也许把钟摆摇得太过了，但摇摆的方向是正确的。奥威尔总结说，人虽不是《格列佛游记》中雅虎那样的人形兽，但是很像雅虎，而且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这一点。对于生活同样的兴趣让他这一年早些时候在《阿黛菲》上发表了关于工人阶级作家杰克·希尔顿的《凯列班的尖叫》的评论。这本书是从内部来探讨它的主题的。奥威尔说：读者对贫穷有深刻的感觉，而不是仅仅了解到关于贫穷的一系列“事实”。奥威尔对这类的作品有所反应是因为它们促使他往他自己希望的方向走，即使在《牧师的女儿》中小说情节发展的要求有时会有些阻碍。
扩展来说，像戈登·康姆斯道克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过时的年轻诗人白天在一家邋遢的书店工作，晚上闷在威斯别克夫人的寄宿处，追求处女罗斯玛丽——换句话说，这完全不像奥威尔本人，他在1935年末就已发表了3部小说，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差不多准备结婚。在奥威尔30年代完成的作品中，《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与他自己作家生涯联系最紧密的小说。而这个标题要追溯到《牧师的女儿》中特拉法尔加广场一幕，这里被免去圣职的牧师托波尔斯先生颤声唱着嘲弄的圣歌。然而它注定处在一个奇怪的角度来表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它一方面展现了对奥威尔自己所处的同样世界的另一种看法，另一方面缩减了几年来夸大的他自己的困扰，而最后表达了一种终极的破灭感觉。评论家们总是把这种感觉和非常忧郁的维多利亚后期小说家乔治·吉辛联系在一起。《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本过渡性的小说，因为环境而开始的一段路程，奥威尔以前曾经也写过类似的问题，如安东尼·鲍威尔所说，当时吉辛已不得不停止了。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个自我奋斗的维多利亚时期富豪的孙子，他的生命力因为无能的家族而消散了，如今，穷困的子孙们都被压制性的个性压垮了。他是受到好评的诗人，唯一的诗集被认为表现了“非凡的诺言”——戈登在某种程度上与机器和“高尚”生活的伦理道德都是对抗的（出现在他所住过的每个房间的叶兰可能就象征了这种斗争），他放弃了做广告行打字员的工作（广告业是“泔水桶的最后一搅”），而是逃避到了麦肯坚尼的书店。戈登的这一努力得到了他的主要资助人雷文斯顿和他的女朋友罗斯玛丽的支持，前者是因为他尊重戈登对于原则的追求，后者是因为她贞洁地爱着他。尽管每个人都越发感觉到——戈登自己也深深地觉得——在爱书角书店度过的白天和晚上、在威斯别克家保存自己的香烟，这些都不可能为写出诗歌或是至少“好的诗歌”提供环境。产自小气、性爱受挫、嫉妒和破落的气氛中，戈登对于他认为自己受歧视的世界的现状、文学界的社交活动的责难，女人和金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论读者会多么同情戈登——因为某种原因，戈登是个奇怪的吸引人的角色——人们会感觉到他是很难满足的，他所说的大部分都是内心强烈不满的反映。
不久以后，戈登的事情急转成了危机。戈登因为一次不幸的醉酒事件而上了法庭——这是预料之外的来自一个美国杂志的支票造成的后果——他丢掉了工作，结果只能在贪婪的奇斯曼先生破旧的2便士的外借图书馆当职员。即使是卖旧书，也是一种落魄，但是戈登不服气。他热切渴望的是每周赚上几个先令，可以过上温暖、无忧无虑的“地下”生活。雷文斯顿尽管赞成原则，一面假装支持他，私下里却认为戈登从文明生活的假象中撤退是个错误。罗斯玛丽则是完全不能理解。然后，在某天下午他破旧的寄宿处看他时（“即使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也能看到房间脏乱的情景——桌上是吃剩的食物和纸、壁炉里冰冷的灰烬、围栏旁肮脏的瓦罐、死叶兰”），她终于同意跟他上床。后来，面对不可避免的她怀孕的事实，戈登面临着残酷的选择：要么抛弃她，要么负起责任。他勉强接受了可敬的地位，回头了原来的工作，而这也不是没有个人疑虑的。小说以他们在埃奇韦尔路的小公寓新婚结束，最后是这样讽刺的句子：好戏又一次要在康姆斯道克家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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