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是奥威尔最后一次参加战斗。随着春天的到来，白天时间的增长以及盛开的花朵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效果——盛开的野玫瑰在战线后方的石洞里蔓延——奥威尔隐隐感觉这段时间自己表现并不理想。他计算自己在前线已经有15天了，“这段时期似乎是一生中最没意义的时光。”回顾起来，其实并非如此，这3个半月是一个过渡期，与他之前一段无法用其他方式获得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但此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到马德里加入国际纵队。奥威尔就要离开部队并且已经递上退役辞呈，这使得英国独立公党的战士倍感失望。鲍勃·爱德华兹几星期前已经离开了西班牙，这位“血腥的涂鸦者”却还在，他之前曾告诉奥威尔他所了解的国际纵队政治委员的情况。回来和奥威尔一起休假的哈里·弥尔顿则是更直接地指出：“他们不会收你的，即使收了，也会把你给打发掉的。”可是，奥威尔是不会被说动的。4月25日，他和弥尔顿回到蒙伏洛里特，在一个谷仓里睡了几小时。然后，他们赶巴巴斯托的早班火车，接着在莱里卡换乘特快列车。下午3点到达巴塞罗那。理查德·里斯几天前就到了。逗留的几天内，理查德到艾琳供职的马克思联盟工人党办事处探望了她。使他感到吃惊的是，艾琳看起来精神状态不佳——心不在焉，经常出神，神情茫然。起初他认为这是出于担心自己的丈夫，但是，当艾琳提起在街上被人看见和自己一起可能造成危险时，他意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后来里斯得出了另一个不同的解释。他感到艾琳是自己所见的到第一个受“政治恐怖影响”的人。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整个经历使我更加坚定对人类正派人生的信仰。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奥威尔在前线经受着各种小毛小病的折磨，但是艾琳认为，他在返回巴塞罗那途中身体状况还不错，尽管他衣衫褴褛，两只靴子实际上已分了家，根本不是一双。珍妮·李说得对，西班牙是很难买到12码的靴子。奥威尔有点体力不支，皮肤晒得黑红黑红，艾琳却认为他“气色真的不错。”倒霉的是，奥威尔同艾琳团聚在大陆旅馆的几天中，由于胃部毛病而病倒了。他想这可能是由于战壕艰苦生活后大吃大喝造成的。不管怎样，他打定主意好好在城里享受一番，他曾在隆冬时节走马观花游历过该市。
艾琳来西班牙已有10个星期，奥威尔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已逐渐熟悉了巴塞罗那，3月的轰炸中她一直在那里。她在信中谈到，西班牙人惯有的喧嚣嘈杂在这非常战争时刻窒息了，但是，即便是战争期间，她也毫不耽搁地享受着令人心醉神迷的夜生活。在一封3月底写给她母亲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她要马不停蹄赶赴三个盛大的宴会，返回旅馆时已是次日凌晨，所以不能及时回信。肯定无疑，一些宴会是承蒙了她丈夫的司令官乔治思·考普的好意。考普与艾琳的关系是奥威尔西班牙之旅一个难解的谜团。考普年长艾琳两岁，谈到他的私人生活时他总是闪烁其辞，他告诉奥威尔的许多情况都是骗人的。考普性格古怪，独立工党小分队的一两个队员注意到考普特别喜欢陪伴布莱尔夫人。罗莎琳德·奥贝梅耶是艾琳的一个朋友。在共同举行的聚会上，她同奥威尔首次相识。她回忆起在艾琳晚期的岁月中只要一提起考普的名字，艾琳就春风满面。所有这一切证明不了他们的关系，但考普始终如一彬彬有礼出现在奥威尔和艾琳这对夫妇各自对于1937年5月、6月事情的记述之中：亲自驾车将艾琳渡运至前线；亲自代艾琳草拟信件。那时，他不大可能意识到奥威尔在西班牙的最后的大多时光中，都在做出努力使他远离某种死亡的阴影。
像以往一样，奥威尔的思想并不是只聚焦于西班牙。他还有若干英国邮件要回复，其中包括经由戈兰茨介绍为左派读书会所写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不过奥威尔还未审阅；另外还有沃林顿小农场的事情等等。那儿的小杂货店由于内莉姨妈疏于管理而日益衰败，还拖欠着债务。艾琳委托她的哥哥劳伦斯进行财物清理，处置余留物品。推测起来，内莉姨妈这时也应该搬走，按计划（虽然这个计划未实现），奥威尔的一个名叫亚瑟·克林顿身受重伤的独立工党同志在此疗养康复。奥威尔卧床养病数日之后，就穿梭于大陆旅馆内外。尽管烦心事诸多，奥威尔的主要兴趣仍旧放在他到来后巴塞罗那四个月来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鉴于上一年的社会革命，许多的变化显而易见充满着不祥之兆。最为明显的是，平民大众对战争早已兴味索然：战争只不过是遥远之地隆隆作响的某物，是人们过着“正常”生活的拦路虎。原有的贫富、主仆之间的界线又分明如初。奴态卑屈的情景年初在巴塞罗那的商店、旅社已明显消失，如今又死灰复燃。奥威尔带着艾琳进入兰布拉斯大道的一家袜子店铺的时候，发现那儿的店主一个劲地点头哈腰，甚感惊奇，因为这在英国的牛津街似乎早已多此一举。与此同时，更多的形式也证明了时代在不断变化。尤其，奥威尔注意到一个有系统的宣传活动直接对抗统一工党的预备役部队，转而拥护“国民军队”。而所谓的“国民军队”是2月来所有武装部队纠集起来的称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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