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头，然后说：“尽你所能查查这本书。”
“我只做完美的工作，你呢？”她在工具中拿出一个塑料袋，把图表书滑人其中，说：“我需要把你的那副指纹排除。”
“呆会儿去看看贝思-彭罗斯的屁股吧。”
她笑着说：“给我把你的手放到这张玻璃咖啡桌上。”
我按她的要求做了，问：“你从和麦克斯威尔警长在一起的两个家伙手上取指纹了吗？”
“他们告诉我这事呆会儿再说。”
“是的，看，萨莉，许多人，像在厨房里的那些家伙，正准备向你晃晃他们的大牌身份证呢。但你只要向县警局凶杀组作报告，最好是向彭罗斯。”
“我听到了。”她四下一瞧，然后问我，“嗨，细菌是怎么回事？”
“这和细菌无关。被害者碰巧在普拉姆岛工作，但这只是巧合而已。”
“啊，对。”
我把那叠电脑打印件取回，向玻璃滑动门走去。
萨莉喊道：“我不喜欢这样处理犯罪现场。”
我不作答。
我走下海湾，那儿有一条很好的临水长凳。我把那偷来的文件扔在长凳上，凝视着海湾。
微风吹过，足以使蚊蛔在空中举步维艰，接近不了我。海湾中漾起小水波，摇动着戈登夫妇在码头下的快艇。自云飘过硕大而明亮的月亮。当轻风阵阵北来时，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便浓于海的气息。
有时，不知怎么地，我想，通过潜移默化，我开始理解置身其中的海洋与陆地的自然力。我想如果把童年到这儿度假的每个夏天中的两个星期和每个秋天的周末加起来，那么某些事物渗入我那都市脑筋里，就不足为奇了。
常常有些时候我想走出城市，于是便想起这一类的地方。我猜想我应该冬天到这儿来，在哈里叔叔有穿堂风的大房子里过上几个月，看看我是会变成一个酒鬼还是隐士。见鬼，如果这儿有人不断地被枪杀的话，那么南侯德镇委员会将会以一天一百美元和让我充饥的蛤为代价，把我变成一个凶杀案全职顾问。
我很少这样对于是否回去工作犹疑不定。我打算去试试干别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事由我自己作主，而不是由医生决定。而且那些庸医如果说我完蛋了，我就不能找到那两个杀我的壮汉了。这可是未完成的正经事儿。我没有意大利血统，但我的搭档，多米尼克-法纳利是一个西西里人。他教绘了我复仇的全部历史与执行仪式。他让我看了三次《教父》。我想我学会了。这两个西班牙人不得不停止活命了。多米尼克现在的工作是寻找他们，而我在等着他有一天找到时绘我打来电话。
在关于我会死的问题上，我有点儿懈怠了。坐在长凳上，我已经不太像被枪击前的那个超人了。
我往后靠着，凝望了一会儿夜色。在戈登夫妇码头左边的一块小草坪上，是一根高高的白色旗杆，装了个日，叫做升降杆，从那儿牵出两根绳子或线叫做升降索。注意我学会了一些航海术语。总之，戈登夫妇已经在车库中的一个锁柜中找到了一大批旗子与三角旗。他们有时会在升降索上挂起三角信号旗玩——例如表示“准备上船”或“船长离岸”的三角旗。
我以前已注意到在桅杆的顶部，戈登夫妇升上了骷髅旗。他们升起的最后一面旗上是骷髅头与交叉的骨头。
我也注意到，在每一根升降索上都有一面信号旗。黑暗里我几乎辨认不清。但那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对航海信号一无所知。
贝思-彭罗斯在凳子的左端坐下来。令人失望的是她又穿上了茄克。她双臂环抱，好像很冷似的。女人们总是觉得很冷。她什么也不说，只踢掉鞋子，把脚在草地上搓来搓去。脚趾扭动着。它们也穿着不舒服的“鞋子”。
在几分钟友善的沉默之后——或许是冰冷的寂静——我凿开冰冻说：“也许你是对的，那可能是只船。”
“你带有武器吗？”
“没有。”
“好，我打算把你那该死的脑袋打开花。”
“现在，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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