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堡时你们就在一起吗？”
“我在学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训练队。”
“后来呢？”
“后来就去了德国。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那儿的。再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种军事学校，在那儿当了一阵教官。之后我们被派到海湾去执行同样的任务，之后又去五角大楼。简单说来，两年前我们又一起来到了哈德雷堡。怎么，难道这些都有必要讲吗？”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么，上校？”
“这是保密的。”
“噢。”我边记边点了点头。两个人能这么久在一起执行任务确是不常见的，尤其是在战争心理学这一特殊领域。就我所知，在部队里，即使夫妻俩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好运气。比如说可怜的辛西娅吧，她当时虽然没和特种部队的那个家伙结婚，但已经和他订了婚。辛西娅被派到布鲁塞尔，他却被派往巴拿马运河区。我对穆尔上校说：“你们的工作关系很不错嘛。”
“是的。坎贝尔上尉非常聪明能干，有追求，能言善辩，而且值得信赖。”
听起来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总结上写的评语。显然，他们很合得来。我问他：“她算是你的‘被保护人’吗？”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这个法语词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词“情妇”或者其他更肮脏的外来词。他回答说：“她是我的下级。”
“对。”我把他的话归在我早已拟好的“废话栏”中。“您认识她的父亲吗？”
“是的，不过不太熟悉。”
“来哈德雷堡之前您见过他吗？”
“是的，偶尔能见到。我们在海湾时见过他几次。”
“我们？”
“安和我。”
“哦。”我也把这记了下来。
我又问了他几个问题。显然我们两人都觉得这些没什么意思。其实我这次和他谈话的目的，就是想在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前，先对他有个准确的印象。一旦人们知道谈话对象是警察就会采取对策。另外，《军队时报》的记者是不能问“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这类问题的，但警察可以问。于是我问他：“你和她有过两性关系吗？”
他站了起来：“这是他妈的什么问题？我要控告你。”
我把证件亮了出来：“我是犯罪调查处的。上校，请坐下。”
他先是盯着我的证件看了一会儿，继而又转向我，两眼顿时射出咄咄逼人的红色死亡之光，像恐怖电影里的一样十分可怕。
我又说：“请坐，上校。”
他鬼鬼祟祟地朝这个坐了半屋子人的房间看了看，好像担心自己有被包围或其他什么危险。最后，他坐了下来。
上校跟上校不同。从理论上讲，官衔比拥有这个官衔的人重要，即使不尊重这个人也要尊重这个人的官衔。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比如说，福勒上校拥有上校的权力和尊严，所以和他打交道就要小心。而穆尔上校就我所知却与任何权力机构都没有联系。我对他说：“我正在调查安-坎贝尔上尉被杀一案。你不是本案的嫌疑犯，所以我不想宣读你的权利，请你如实地、完整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好吗？”
“你无权冒充——”
“那就让我自己为我的双重性格烦恼吧，好吗？第一个问题——”
“没有律师在场我拒绝回答。”
“我想你是因为看了太多的非军事电影。你没有权利找律师，也没有权利保持沉默，除非你是嫌疑犯。如果你不主动合作的话，我就把你列为嫌疑犯，宣读你的权利，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大楼，宣布我有了一个嫌疑犯，他要请律师。那你就陷入了军法约束之中。怎么样？”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可我抗议你把我弄到这样一个被动的地位。”
“好吧。第一个问题：你最后看到坎贝尔上尉是什么时候？”
他清了清嗓子，调整了一下态度，说：“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昨天下午大约4点半时，她说她要去俱乐部弄点吃的，然后再去要求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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