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曾办过一个案子，两人被杀、一个重伤就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你明白了。嗯，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只知道圣-约翰同宪兵队争吵过，这事没报告总部，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因为我认为肯定是坎贝尔上尉提前离开导致了圣-约翰玩忽职守，并且我知道此事自会见分晓的。所有人都认为圣-约翰的被捕同我们后来发现的事有某种联系，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
他的话听起来有根有据，但如果我推敲一下，一定会有一些漏洞。我提醒他说：“您说过前天晚上您在总部工作到很晚。”
“是的。”
“坎贝尔上尉那天晚上要求值勤时，您看见她了吗？”
“没有。我的办公室在一楼，在将军的办公室隔壁。值勤军官和中士在二楼办事员和打字员用的大房间里。他们先是接受一个值班军官的值班记录和特殊命令，然后选一张桌子，让自己晚上过得舒服些。我很少看到值勤军官报到。”他问：“满意了吗，布伦纳先生？”
“可能，长官。反复核对后我才能知道是否满意。这是我的工作，上校，除此之外我别无办法。”
“我相信你还有些自由，布伦纳先生。”
“仅仅一丁点儿。往左一英寸，往右一英寸。我现在正自动落进我的上司赫尔曼上校的嘴里，不敢向高级军官提问的准尉他都要吃掉。”
“这是真的吗？”
“是的，长官。”
“嗯，我会告诉他你干得很出色，没表现出任何恐惧。”
“谢谢您，上校。”
我们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我的咖啡凉了，但我不在乎。最后，我问他：“上校，您今天是否能安排我们同坎贝尔夫人谈谈？”
“我会尽力的。”
我对他说：“如果她真像您所描绘的是个军人的好妻子，她会明白谈话的必要性。”我又说：“今天我们还想见见将军。”
“我会安排的。我在哪儿能找到你？”
“恐怕我们今天要走遍基地各处。就给宪兵司令部办公室打电话留言吧。我在哪儿能找到您？”
“基地司令部。”
“葬礼安排好了吗？”
“是的。降旗号响过后，今晚和明天早晨遗体将留在基地小教堂里，以便那些希望向她告别的人去吊唁。明天上午11点，在小教堂举行仪式，然后将遗体送到乔丹飞机场，用飞机运到密歇根州，在坎贝尔家族的墓地下葬。”
“我明白了。”职业军官通常都将遗嘱写给军队存档，常常包括关于下葬的说明，所以我问福勒上校：“那是死者的愿望吗？”
“这个问题同谋杀调查有关系吗？”
“我想立遗嘱的日期和下葬说明的日期同这次调查有关。”
“遗嘱和下葬说明都是在坎贝尔去海湾参战前一周写的，这不会有什么不正常。告诉你吧，是她要求葬在家族墓地的，她遗嘱的唯一受益人是她的弟弟，约翰-坎贝尔。”
“谢谢您，”用这样一句话做结束语吧，“您与我们合作得很好，上校，我们非常感谢。”尽管您想迷惑我们一下。
按礼节，上级军官行动优先，所以我在等着他意识到我已说完，并且站起来。但是他却又问我：“在她房间里，你是否发现了什么有损于她或基地任何人的东西？”
我变得忸怩起来，问：“比方说？”
“嗯……日记，照片，信件，她征服的人的名单。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回答说：“我的未婚姑妈可以单独在坎贝尔上尉的家里住一周，而不会发现任何她不赞成的东西，包括音乐。”这是真的，因为简姑妈虽然爱探人隐私，但她没有空间洞察力。
福勒上校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他告诉我说：“你一定漏掉了一些东西。安对每件事都做记录，这是她作为心理学家的一种训练。不容怀疑，作为一个堕落的人，她作为一个讹诈腐蚀者的欲望绝不是靠对她在汽车旅馆外边的草堆里或下班后在基地私人办公室里的短暂记忆来维持的。要更仔细谨慎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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