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穆尔上校办公室的右边。”他又说：“现在空了。”
我们到了走廊尽头，停在尽头的一扇门旁，门上写着“穆尔上校”。
那个中士问我们：“要我通报一下吗？”
“不用。这就可以了，中士。”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
“什么事？”
“求上帝保佑你们找到那个杀人的家伙。”他说完转身沿着那长长的走廊走了回去。
右边的一个门也是关着的，名牌上写着“坎贝尔上尉”。
辛西娅推开门，我们走了进去。
实际上，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地上摆着一束花，上面没有留言卡片。
我们离开这间办公室，几步走到穆尔上校办公室的门前。我敲了敲门，穆尔喊道：“进来，进来。”
辛西娅和我走了进去。穆尔上校正趴在桌子上忙着，没有抬头。办公室很大，室内的摆设没什么特色。只是穆尔上校桌子旁边放着一个重要的政府形象的象征：一台碎纸机。
穆尔上校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怎么回事儿？——噢……”他往四下看了看，好像想弄明白我们是怎样进来的。
我说：“我们很抱歉贸然来访，上校，不过我们刚才就在附近办事。我们可以坐下吗？”
“好的，坐吧。”他示意桌子对面有两把椅子。“如果下次你们能同我预约，我会非常感激。”
“是的，长官。下次我们一定约你去宪兵司令部大楼。”
“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像许多有科学和学术头脑的人一样，穆尔上校好像对周围组织严密的世界失去了敏感。即使我说的是“下次我们将在警察局同你谈话”，他也未必领会其中的含义。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嗯，”我说，“我想让你再确认一下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你确实在家里。”
“好吧，我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上班前一直呆在家里。”
早晨7点半是我和辛西娅到达维多利花园的时间。我问他：“你一个人住吗？”
“是的。”
“有人能证明你在家吗？”
“没有。”
“你晚上11点同基地总部的坎贝尔上尉通过电话，对吗？”
“对。”
“谈话内容同工作有关吗？”
“是的。”
“你在中午又给她打过电话，在她的电话录音机里留了言。”
“对。”
“你曾在这之前给她打过电话，可她的电话出了故障。”
“对。”
“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
“就是我留言中说的话——宪兵队来过，把她的办公室收拾一空。我和他们争论起来，因为她的档案中有分类的资料，但是他们不听。”他又说：“军队快变成警察局了。你注意到了吗？他们甚至不需要搜查证。”
“上校，如果这里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部，卫兵也会按公司高级官员的命令做同样的事。这里的每件东西，每个人都属于美国。你有关于犯罪调查的宪法规定的某种权利，但我建议你不要去行使这些权利，除非我现在把手铐铐在你手上，把你关进监狱。那样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就会看到你的权利受到了保护。你今天早晨是否有合作的心情呢，上校？”
“没有。不过我会在强迫和抗议下同你合作。”
“好。”我又一次环顾了这间办公室。敞开的钢柜顶层是一套卫生用具，我想发刷就是从这里面找出来的。我很想知道穆尔有没有注意到此事。我向碎纸机的贮藏器里看去，里面是空的，这很好。穆尔并不笨，也不是那种慈祥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型的人；实际上，按我的说法，他有一个邪恶的外表和一个狡猾的内心。但是他对自己假装不关心，以致即使我在他桌子上看到了锤子和帐篷桩子，我也不会太吃惊。
“布伦纳先生，我今天早晨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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