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里克说，“对极啦。”
“三家法庭已判决弗兰克的细胞是你的财产。因此你有权利获得它们。”
“你的意思是，再次获取它们？”
“正确。”
“除非那家伙隐藏起来。”
“那是很麻烦的。但这不会改变此种情况的重要事实。你是弗兰克细胞株的所有者，”艾伯特说，“不管那些细胞出现在哪里。他的孩子们身上，他的孙辈们身上。他们可能也有着同样的细胞。”
“你是指，我可以从他的孩子们身上获取细胞？”
“那些细胞是你的财产。”艾伯特说。
“如果他们不同意让我获取呢？”
“他们很有可能不同意。但由于那些细胞是你的财产，孩子们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任何发言权。”
“我们这儿谈论的是肝和脾的活组织穿刺检查，”里克说，“它们可不完全是小处理呀。”
“也不完全是大处理，”艾伯特说，“我相信它们只是对门诊病人的一般处理方法。当然，你有责任确保让一位得力的医生对细胞进行提取。我想你会的。”
里克皱着眉头。“让我看看是否弄懂了。你是在告诉我，我可以从街上把他的孩子们抓走，拉到一个医生那里提取他们的细胞，不管他们是否愿意？”
“对，不错。”
“瞧，”里克说，“那样合法吗？”
“由于他们带着你合法拥有的细胞四处走动，所以他们便带着盗窃来的财物。那可是会被判处两年监禁的重罪。根据法律，假如你看见有人正犯下重罪，你便有资格实施‘公民对现行犯的逮捕’，将罪犯拘留起来。因此如果你看见弗兰克的孩子在街上行走，你便可以合法地将他们逮捕。”
“我，个人？”
“不，不，”艾伯特说，“在这些情况下你可以利用一个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一个追回逃亡者的特工。”
对着镜子，瓦斯科用职业性的眼光审视自己外表，一边把染眉毛的膏轻轻抹到在山羊胡子边上。瓦斯科是个高大的男人，超过1.8米，体重有120公斤，一身的肌肉，没多少脂肪。他的头剃得光光的，修剪过的黑山羊胡子使他像个好冒险的家伙。他想要现出一副恐吓的模样，也确实如此。
他把三张照片放在床上。
一张是弗兰克那家伙的，他51岁，前海军陆战队军人。
一张是他女儿亚历克斯的，30多岁一点，是个律师。
一张是他孙子杰米的，今年8岁。
老家伙已消失了，瓦斯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费心去找他。直接从他其余家庭成员身上获取细胞容易得多。
他看着弗兰克的女儿亚历克斯的照片。她是个律师，作为一个目标是绝不适合的。即使你把他们操纵得很好，你也仍然会受到指控。这是个金发女人，体形看来不错，够迷人的。但就瓦斯科的口味来说，她太瘦了。大概她周末在上某种以色列人的自我防身课吧。无论如何，她意味着潜在的麻烦。这样就剩下那个小孩了。
就杰米吧。他8岁，在地方学校读二年级。瓦斯科可以赶到那儿，把他弄去提取样品，下午就把这一切搞定，这对他是有好处的。假如瓦斯科在第一周里弄到样品，他就能得到5万美元的完成奖。而如果4周后才完成，数额就会降到一万美元。所以他有充分理由要尽快把这事解决。就对付那孩子，简单而又命中要害。
多利走进来，手里拿着私人书信。“这个看起来如何？”她把信递给他。
他迅速地看一下。那是一封“敬启者”的信，签名人是亚历克斯。它让持信人可以把她儿子杰米从学校接走，带到家庭医生那里去检查。
“你给医生的办公室打电话没有？”瓦斯科问。
“打了。他们说杰米得了感冒，咽喉痛，让把他带去。”
“所以如果学校给医生打电话”
“我们对此有防备。”
“你是他母亲事务所的？”
“对。”
“有名片吗？”
她拿出一张名片，上面有那家律师事务所的标记。
“要是他们给孩子母亲打电话呢？”
“她的手机号就在这封信上，你看见的。”
“是辛迪干的？”
“嗯。”辛迪是他们办公室负责送信的人。
“行，咱们把这事办了吧。”瓦斯科说。他一只胳膊搂住她肩膀。“你们会干好的，是吗？”
“当然，为什么不会？”
救护车停在外面的车道上，后门开着。瓦斯科闻到烟味，走到后面。尼克正坐在那儿抽烟，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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