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家中。我的叔叔丹朝我背上猛击一掌，大声吼道：“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我差点儿平生第一次打死了德国人。
让我们回到特劳特那篇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写的虚构小说：就好像真有上帝的安排，元首突然间大呼一声：“宾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赢了！他说，真是难以置信。当然，他讲的是德语。“我无法相信。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牌，但是我赢了，我赢了！这不是奇迹是什么？”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他从桌边的椅子上站起来，两眼仍然望着面前的那一手赢牌，按特劳特的说法就是，“就好像那是都灵裹尸布的碎片”①。那个混蛋问道：“这难道不说明事情并非我们想像的那样糟糕吗？”
爱娃·布劳恩吞下了氰化物药丸，搅了别人的兴致。这药丸是戈培尔夫人送给她的新婚礼物。戈培尔夫人除了家用以外，还有多余。特劳特是如此描写爱娃·布劳恩的：“她惟一的罪行是答应让一个恶魔在她的产道里射xx精。这种事情发生在最好的女人身上。”
共产党的一枚二百四十毫米榴弹炮炮弹在掩体的上方爆炸。房顶上的墙粉碎屑受震动后雨点般地落下，洒在掩体中被震得耳朵发聋的人的头上。希特勒本人说了一句笑话，证明他仍不失幽默感。“下雪了。”他说。这也是以带诗意的方式在说，时间到了，该自杀了，除非他愿意在一个怪人旅行演出队当一名锁在铁笼里的超级明星，与长胡子的女人和做低级滑稽表演的小丑一起展出。
他把手枪对准了脑袋。每个人都说：“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①他说开枪自杀是一个不失尊严的举动，并说服了每个人。他最后的告别词应该是什么？他说，“说‘我一生无悔’好不好？”
戈培尔回答说，这句话本来应该非常合适，但是巴黎卡芭莱歌舞表演女明星伊迪丝·比亚夫用法语把这句话唱了几十年，已经烂熟于世。“她的绰号——”戈培尔说，“叫‘小麻雀’。你不想让人记住你是小麻雀吧——除非我猜测有误。”
希特勒仍然未失幽默感。他说：“喊一声‘宾戈’好不好？”
但他已十分疲倦。他把抢再次对准自己的脑袋。他说：“反正我本来就没让人把我生出来。”
手枪发出“砰”的一声。
第二十一章
我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名誉主席，该协会总部设在纽约的安赫斯特，我从未去过。我是接替已故的作家、生化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博士①担任这个没有实际功能的职务的。我们有一个组织，有些无聊的事务，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我们人数众多。我们希望作为人文主义者活着，但不必多谈多想，就如我们在呼吸，但不必去谈它想它一样。
人文主义者要求自己体面、正直地做人，但并不考虑来世的报答或惩罚。对于我们，宇宙的创造者仍然是不可知的。我们尽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所能理解的最高抽象概念服务，这个抽象概念就是我们的社团。
我们是宗教组织成员的敌人吗？不是。我最要好的战时伙伴伯纳德·V，奥黑尔原来信仰罗马天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去了信仰。我可不喜欢那样。我认为那样损失太大。他现在已经去世。
我从来没有过这类的信仰，因为我是由一些有趣而又品行规矩的人抚育长大的，但是这些人又像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对传教士说的话持有疑心。但我知道，伯尼①失去了某种重要而高尚的东西。
我还是不喜欢那样。我不喜欢那样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几年以前，在人文主义者协会召开的阿西莫夫博士纪念会上，我发了言。我说：“艾萨克现在已经升天了。”这是我所能讲的最滑稽的事，因为听众全是人文主义者。我使得他们捧腹大笑。会堂的情景就像特劳特小说《不开玩笑》中太平洋海底裂开口子将第三颗原子弹、“乔伊的骄傲”和其他一切吞没之前的军事法庭场面一样。
等我自己死了以后——但愿此事永不发生——我希望哪个爱逗笑的人也会说：“他现在已经升天了。”
我喜欢睡觉。我在另一本书中发表了一首为老曲子填写的新挽歌，其中写道：“过了这一世，喜欢睡觉对谁也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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