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天上不再需要刑讯室和宾戈游戏。
昨天，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星期三，我收到了一封写得很好的信。写信者本来就没让人把他生下来，但生下后一直是我们完美无比的教养机构的俘虏，先是青少年罪犯，接着又是关押多年的成年犯人。他马上要被释放到一个举目无亲的世界中。在相隔了远远超过十年之后，自由意志又将闯入。他该怎么办？我，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名誉主席，今天给他写了回信：“加入教会。”我这么写是因为像他这样的成年流浪儿最最需要的，是一个家庭一样的环境。
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不能推荐人文主义。对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公民，我不会提供这样的推荐。
患梅毒的德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尼采说，只有具有坚实信仰的人，才能得到怀疑宗教的奢侈。人文主义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像我一样属于生活舒适安逸的中产阶级。可以在世俗的知识和希望中得到足够的乐趣，而大多数人则不然。
法国作家伏尔泰是小说《天真汉》的作者，因此也是人文主义者中的亚伯拉罕①。他在那些受教育不多、头脑简单而又受了惊吓的雇员面前掩饰了自己对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的蔑视，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宗教是非常有效的稳定剂。
在二○○一年夏天我带着恐慌不安的心情对特劳特讲述了我向那个即将被开除出狱的人提供的建议。他问我后来是否有那个人的消息，这五年时间里，或者把重播也算进去，这十年时间里，此人情况如何。我没有他的消息。
他问，就算是为了好玩，我自己是否加入过教会，体验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有过这样的体验。我说我同宗教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我同将要成为我第二个妻子的吉尔·克莱门茨结婚之前。她和我都觉得到一个街角小教堂举行婚礼仪式很有意思，也十分时髦。我们要去的是曼哈顿第五大道边上的第二十九大街上的一个迪斯尼式的圣公会礼拜堂。
“他们了解到我是个离过婚的人时，”我说，“他们搞出了五花八门的忏悔仪式让我参加，直到我灵魂干净了才能在那里结婚。”
“你说到点子上了，”特劳特说。“你要是个监狱里出来的人，想想看你要钻过多少鸡屎堆。如果那个给你写信的狗崽子真的被一家教会收纳了，那么他很容易再一次进监狱。”
“因为什么？”我说，“因为抢教堂的施舍箱？”
“不，”特劳特说，“因为为了讨好耶稣基督去开枪打死到人工流产医院上班的医生。”
第二十二章
我记不得二○○—年二月十三日下午时震(23)发生时我正在做些什么。反正肯定没在做什么大事。我绝对肯定的是没在写另一本书。我当时七十八岁，天哪！我的女儿莉莉十八岁了。
但是老基尔戈·特劳特仍然笔耕不辍。在住宿营里，大家都还以为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坐在住宿营自己的帆布床上，刚刚又开始一篇关于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哈代的伦敦工人的小说。阿尔伯特·哈代的名字也是小说名，他出生于一八九六年，生下来头长在两条腿中间，而生殖器却突显于脖子上方，看上去像“西葫芦”。
阿尔伯特的父母教他用手走路，用脚吃饭。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的隐私部位藏进裤子里。他那部分不像特劳特父亲“叮儿——铃”寓言中那个逃犯的那样硕大无比。但这与故事无关。
莫妮卡·佩帕在隔壁的办公桌前，相隔只有一步之遥。
但他们仍然没有见面。她、达德雷·普林斯和她的丈夫仍然确信，往门前垃圾篓里扔稿子的人是个老太太，因此她不可能就住在隔壁。他们至多只能猜测她来自某个专为落泊老人开设的男女兼收的住宿营，如在修道院大道上的那所，或在圣约翰大教堂附近教区会所内的戒瘾中心。
莫妮卡自己的房子——当然也是佐尔顿的——是在海龟湾的一所公寓房，离文学艺术院七英里，街区十分安全，离联合国总部近得很舒适。她上下班坐专门司机驾驶的经过改装的高级轿车，可以让佐尔顿的轮椅上下方便。文学艺术院非常富有。钱从来不是个问题。由于过去老派艺术爱好者的慷慨捐赠，它比联合国几个成员国要富裕，其中肯定包括马里、斯威士兰和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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