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店老板坐在门廊那儿，他的坐椅向后翘起，抵着墙壁。厨师坐在他身旁。
“滑雪，嗨！”客店老板说。
“嗨！”我们说着，把滑雪屐倚在墙根，拿下我们的帆布背包。
“山上怎样啦？”客店老板问道。
“很好。太阳稍嫌多了一点。”
“是呀。今年这时候太阳太多了。”
厨师仍是坐在椅子里。客店老板陪我们进去，打开他的办公室，取出我们的邮件。有一捆信和一些报纸。
“来点啤酒吧，”约翰说。
“行。我们到里头去喝。”
客店老板拿来两啤酒，我们边喝酒边看信。
“最好再来些啤酒，”约翰说。这回送酒来的是个姑娘。她脸呈笑容，打开铺盖。
“许多信，”她说。
“是呀，许多。”
“恭喜，恭喜，”她说着，拿了空瓶出去。
“我已经忘记啤酒是啥味道了。”
“我没有忘记，”约翰说。“在山上茅舍里，我总是大想特想啤酒。”
“唔，”我说，“这会儿我们终究喝到啦。”
“任何事情都决不应该干得时间太长。”
“是呀。我们在山上呆得时间太长了。”
“真他妈的太长了，”约翰说。“把事情干得时间太长，没有好处。”
太阳打敞开的窗户进来，透过啤酒瓶，照在桌上。瓶子里都还有一半酒。瓶子里的啤酒上都有一些浮沫，沫子不很多，因为天气还十分冷。你把啤酒倒进高脚杯子里，沫子就浮上来。我打敞开的窗户望出去，看着白色的大道。道旁的树木都满是尘埃，远处是碧绿的田野和一条小溪。溪边一溜树木，还有一个利用水力的磨坊。通过磨坊的空旷的一边，我看到一根长长的木头，一把锯子不断地在木头里上下起落。似乎没有人在旁边照料。四只老鸦在绿野里走来走去。一只老鸦蹲在树上监视着。在门廊外面，厨师离开他的坐椅，经过门厅，走进后面的厨房。里边，阳光透过空玻璃杯，落在桌上。约翰头靠在双臂上，身子往前冲。
透过窗户，我看到两个人走上门前的踏级。他们走进饮酒室。一个是脚登高统靴、长着络腮胡子的农民。另一个是教堂司事。他们在窗下的桌边坐下。那个姑娘进来，站在他们的桌边。那个农民好象并不朝她看。他双手放在桌上，坐在那儿。他穿着一套旧军服。肘腕上有补丁。
“怎么样啦？”教堂司事问道。那个农民却一理不理。
“你喝什么？”
“烧酒，”农民说。
“再来四分之一升红葡萄酒，”教堂司事对那个姑娘说。
姑娘取来了酒，农民把烧酒喝了。他望着窗外。教堂司事瞅着他。约翰已经把头完全靠在桌上。他睡着了。
客店老板进来，跑到那只桌子那儿去。他用方言说话，教堂司事也用方言回答。那个农民望着窗外。客店老板走出了房间。农民站了起来。他打皮夹子里取出一张折叠的一万克罗宁①的钞票，把它打开来。那个姑娘走上去。
“一起算？”她问道。
“一起算，”他说。
“葡萄酒我来会钞，”教堂司事说。
“一起算，”那个农民又对姑娘再说一遍。她把手探进她的围单口袋，拿出许多硬币来，数出了找头。农民走出门去。等他一走，客店老板又进来同教堂司事谈话。他在桌旁坐下，他们用方言谈话。教堂司事显得很有趣。客店老板则一派厌恶的神情。教堂司事打桌旁站了起来。他是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小个儿。他探身伸出窗外，望着大道。
“他进去啦，”他说。
“到‘狮子’去啦？”
“是。”
他们又谈了一阵子话，接着，客店老板向我们桌子这边走来。客店老板是高个子的老头儿。他看着约翰睡着了。
“他很累。”
“是呀，我们起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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