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
“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叫你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到外面去了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雨夹雪都结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层冰。我带了一条爱尔兰长毛小猎狗顺那条路，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摔了两交，有一次我的枪都掉下来，在冰上滑掉了。
一群鹌鹑躲在悬垂着灌木的高高土堤下，被我们惊起了，它们从土堤顶上飞开时我打死了两只。有些鹌鹑栖息在树上，但大多数都分散在一丛丛灌木林间，必须在长着灌木丛那结冰的土墩上蹦几下，它们才会惊起呢。你还在覆盖着冰的、富有弹性的灌木丛中东倒西歪，想保持身体重心时，它们就飞出来了，这时要打可真不容易，我打中了两只，五只没打中，动身回来时，发现靠近屋子的地方也有一群鹌鹑，心里很高兴，开心的是第二天还可以找到好多呢。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能拿走我的东西。”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蛋绯红，象先前那样怔怔望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几度？”
“好象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
“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
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
“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公里吗？”
“哦，”他说。
可他盯住床脚的眼光慢慢轻松了，他内心的紧张也终于轻松了，第二天一点也不紧张了，为了一点小事，动不动就哭了。
城里大街的中心地段，有一块命令车辆绕道行驶的牌子，可是车辆到此却都公然直穿而过；尼古拉斯·亚当斯心想那大概是修路工程已经完工，所以也就只管顺着那空落落的砖起的大街往前驶去。星期天来往车辆稀少，红绿灯却变来换去，弄得他还要停车，明年要是公家无力筹措这笔电费的话，这些红绿灯也就要亮不起来了。再往前去，是两排浓荫大树，这是标准的小城风光，假如你是当地人，常在树下散步，一定会从心底里喜爱这些大树的；只是在外乡人看来总觉得枝叶未免过于繁密，底下的房子不见天日，潮气太重。过了最后一幢住宅，便是那高低起伏、笔直向前的公路，红土的路堤修得平平整整，两旁都是第二代新长的幼树。这里虽不是他的家乡，但是仲秋时节驱车行驶在这一带，看看远近景色，也确实赏心悦目。棉花铃子早已摘完，垦地上已经翻种了一片片玉米，有的地方还间种着一道道红高粱。一路来车子倒也好开，儿子早已在身旁睡熟，一天的路程已经赶完，今晚过夜的那个城市又是他熟悉的，所以尼克现在满有心思看看玉米地里哪儿还种有黄豆，哪儿还种有豌豆，隔开多少树林子有一起垦地，宅子和杂用小屋离田地和林子有多远。他一路过去，心里还在琢磨在这儿打猎该如何下手。他每过一片空地都要打量一下飞禽野鸟会在哪儿觅食，会在哪儿找窝，暗暗估计到哪儿去找准能找到一大窝，鸟窜起来又会朝哪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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