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你对这个奎格的印象如何？这才是主要问题呢。”
格雷斯用手指轻轻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会儿。“我担心他快成个老太太了，长官。我认为他热诚有余，也许还相当严厉，但他是那种不管错得多厉害都永远不承认有错的人——您知道，他总有某种该死的说辞为他自己辩护——我还认为他不太聪明。属于他那个级别中的下品。我一直在核实我的看法。”
“那根拖绳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情节？到底是不是他弄断的？”
格雷斯暧昧地摇了摇头。“嗨，这正是问题之一。我追问他这件事时他十分生气——不像是故作姿态。我怎么着也得相信他一点吧，即我相信他说的，根本没发生那种事。要查明实情就必须进行法庭调查，而，长官，我不知道——”
“嗨，我们不能为了追查谣言而举行法庭调查呀。不过，格雷斯，我可不喜欢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发生的可疑的事情太多了，而且也发生得太快了。你是否认为我应该向人事局提出建议解除他的职务？”
“别，长官，”格雷斯断然地说。“公平而论，他还没有做什么我们确知的必须那样对待他的事。对迄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他由于是第一次执行指挥任务而过分紧张加以解释。”
“那好吧，那么——你来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要我派两艘驱逐扫雷舰回国去进行检修并安装新的雷达装置，以便参加向‘弗灵特洛克挺进’。”海军少将说。“派‘凯恩号’去有什么不对么？”
“没什么，长官。它已在前方海域游弋了24个月了——”
“那就这么办了。准备好举荐‘凯恩号’的电报。就让这个奎格到别处去犯下一个错误吧。”
战争期间，能回美国本土的造船厂进行检修是最珍贵的、求之不得的任务了。德·弗里斯经历了一年的战斗航行也没有为都快散架了的老“凯恩号”争取到一次这样的美差。奎格却在他接任后的头四个星期里，指挥着这艘海军绝对最佳拖靶舰做到了。
电报到来之时，“凯恩号”上就像迎来了新年的除夕，欢度7月4日国庆节，就像人人都在过生日，人人都在结婚娶媳妇。威利·基思也不例外，虽然按“凯恩号”的标准来说他只是新来乍到，告别家人时留在脸上的唇膏印还没擦干净的新兵，他也一样激动得热血翻涌。他给梅·温和他母亲都写了一封信，向梅强烈地暗示如果“凯恩号”在旧金山停靠时他能在码头上看到她的身影，那将是超过一切的最好惊喜，而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却没有一丝这样的暗示。他是在他的小卧舱里给梅姑娘写信的，就像一头野兽钻在自己的洞穴里独自享受那黑暗中的自由之乐一样。他在写信的过程中不时作长时间的停顿，使自来水笔笔尖上的墨水都凝固了。他凝视着信纸，脑子里翻滚着不着边际的奇思异想。
一个黑影遮住了信纸。他抬头一看，是斯蒂尔威尔站在门口。那水兵穿着一尘不染的工作服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那天上午电报到来之前，他就是穿着这身服装接受舰长的当众训斥与宣布对他的处分的。
“啊，斯蒂尔威尔，有什么事吗？”威利同情地问。
作为在甲板上值日的军官，威利曾把对斯蒂尔威尔的判决记在航海日志里：在舰上禁闭6个月。他曾怀着好奇的心情仔细观察了在后甲板上举行的审判仪式——那阵容庄严肃穆，一边站着身穿笔挺的蓝色新工装的被告，被告对面立正站着一排原告军官，奎格则镇定自若、心情甚佳地从杰利贝利手里接过一份又一份那些“犯人”的红色服务档案夹。那是一种奇怪的审判方式。据威利所知，根据奎格舰长的命令，所有那些罪犯都被写进了报告。例如，哈丁少尉就被列入了对斯蒂尔威尔的控方，而他并未亲眼看见那个水兵在值班时看书。由于奎格舰长从不亲自把任何人列入报告，但却总是转身对离他最近的那位军官说：“我要把此人列入报告。”所以审判在形式上保持着应有的三方：原告、被告和法官。奎格煞有介事地假装对控方按他的命令所陈述的犯罪事实很感兴趣和吃惊的样子。威利将这场绝妙的表演看了一会儿，就已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这是违反公民自由权和宪法权利的，也违反人身保护令和国家最高支配权的，同时还违反了褫夺公权法案以及其他数不清、记不准的说明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权得到公平待遇的成语。
“长官，”斯蒂尔威尔说，“您是军纪官，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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