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营的早春时节，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麦得行者”煮麦得草的季节。“麦得草”这个名字并不合适，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麦得”（Melde）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它不是“报到”〔德文是MeldeDich,意为报到、发言。〕的意思，不是集合点名草，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是临近集合的草，而绝不是集合草。煮麦得草的时候，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并没完没了，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
我们劳动营一共有五个RB，即五个工作大队（RABOTSCHIBATALLION）。每个支队又称ORB（OdelnaRabotschiBatalion），分别由五百到八百人组成。我的工作队编号为1009，我的工号是756。
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这么说其实很荒谬。你看，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每个人都眼睛浮肿，鼻子硕大，面颊深陷。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它们可以喝个饱，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xx毛。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害怕得直磕巴了。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骨头重得像灌了铅。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它直把你往地里吸。
集合点名时，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不抬头，眼睛上翻，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
时常没有云，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蓝。
时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云毯，清一色的灰。
时常云飘走了，挂钩也不会静止不动。
时常雨水会灼痛我的双眼，并把衣裳紧紧黏在皮肤上。
时常严寒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扯得粉碎。
在这种日子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
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僵直地走来走去。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由于翻的次数太多，已经褶皱不堪了。他每叫一个号，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如果点名之后，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SKORODOMOJ”。意思是：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
这个俄语的“马上”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在今乌克兰最西边，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接壤〕，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我问他，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说不，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这是图尔的规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回答说，有一点巴拉穆克。这又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有点乱，他说。
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他既会德语，又会俄语。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跟我们不一样。虽然也被关在这儿，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翻译俄语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语的命他在纸上把我们的名字和工号整理到大队编号之下，以便查阅。每个人都必须日夜牢记自己的号码，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而是有编号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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