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名字旁边的一栏里，图尔·普里库利奇会写上集体农庄、工厂、清理废墟、运沙、铁路线、工地、运煤、车库、焦煤组、炉渣和地下室等字。一切都取决于名字旁边写着什么。它决定了我们会累，像狗一样累，还是会累得要死；决定了我们在干活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兜售，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食堂后的厨房垃圾里悄悄地翻东西吃。
图尔·普里库利奇从不去干活，不去任何工作队和生产组，不用三班倒。他只发号施令，因此身手敏捷、目光轻蔑。如果他微笑，那就是个圈套。如果回应他的微笑，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那我们就会出丑。他微笑，是因为他又在我们名字后面那一栏里新添加了东西，更糟的东西。在劳动营工棚之间的林荫道上，我躲着他，更愿意和他保持着一个无法说话的距离。他高高地抬起那双锃亮得像两只漆皮袋一样的鞋踩在路上，好像空虚的时间会从他体内由鞋底漏出来。他事无巨细都记得一清二楚。人们说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会变成命令。
在理发店，图尔·普里库利奇高我一等。他想要什么就说什么，任何风险也没有。他如果伤害我们甚至还好一些。他知道，如果要一直保持这样，就得轻贱我们。他总是扯着脖子，俯视着和我们说话。他有整天的时间去自我欣赏。我也欣赏他。他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铜黄色的眼睛，目泛油光，一对小招风耳像两枚胸针，下巴像瓷雕的，鼻翼粉红如烟草花，脖子像是蜡做的。他从不会弄脏自己，那是他的运气。这运气使他比实际上要显得漂亮。不认识饥饿天使的人，可以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指手划脚，可以在劳动营的林荫道上挺直着走来走去，可以在理发店虚伪地微笑，但他没有参与说话的权利。我知道图尔·普里库利奇很多事，比他愿意的还要多，因为我和贝娅·查克尔很熟。她是他的情人。
俄语的命令听上去就像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的名字，是由“克、施、切、吃”等音组成的一种粗哑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命令的内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但却明白其中的蔑视。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被蔑视。久而久之，这些命令听上去只不过像是在不断地清嗓子、咳嗽、打喷嚏、擤鼻涕、吐痰，总之是在不断地产生粘液。所以特鲁迪·佩利坎说：俄语是一种感冒了的语言。
当其他所有人还在晚集合的静立中备受煎熬的时候，那些要当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早就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面升起了火，煮锅里放着麦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东西。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上头还得加个锅盖。能做成一笔划算的交易的话，就会有胡萝卜、土豆，甚至小米——一件夹克能换十根小萝卜，一件毛衣换三升小米，一双羊毛袜换半升糖或是盐。
想打牙祭的话，就非得盖上锅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锅盖，也许那只是一块铁皮，也许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不管怎样，人们每次都能想出一个东西来当锅盖，并固执地说：一定要盖上锅盖，虽然从来就没有锅盖，有的只是关于锅盖的说法。当人们已经记不得锅盖是由什么做的，从来没有过锅盖，又总能找到点什么来当锅盖用的时候，也许回忆也已被盖封住了。
反正在黄昏时分，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总会有十五到二十堆这样在两块砖之间升起来的小火。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里的垃圾饭菜以外，就没有小灶开了。煤会起烟，这些锅的主人会手里拿着勺子在一旁看着。煤应有尽有，锅是食堂的——当地工厂生产的劣质餐具，灰棕色上过釉的铁皮容器，釉已斑驳，满是凹痕。在院内的火堆上它们是锅，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盘子。一个人煮完了之后，另外有锅的人就等着用他的火。
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炊烟就会逶迤地爬进我的嘴里。我缩回舌头空嚼着，把唾液混着黄昏的炊烟一起吃，一边想着煎香肠。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我会走到锅的附近，假装睡前到井边来刷牙。不过在把牙刷放进嘴里之前，我已经吃过两道了。我眼里的饥饿啃食火苗，嘴里的饥饿吞噬炊烟。我在吃的时候，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透过黄昏，从对面的工厂区传来阵阵焦煤组工作时发出的咕隆声。我越是想快些离开井边，就越是挪不动步子。我必须把自己从这些火堆旁拽走。在焦煤组工作的咕隆声里，我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整个夜景都饿了起来。黑色的苍穹覆盖大地，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工棚昏黄的灯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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