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不出。
一切有待明日,可以明天想的事明天再想好了。
我去厨房倒了杯威士忌,什么也没对地喝着。随即拿过原来剩下的半包椒盐饼干,嚼了几片。饼干有点发潮,像我脑袋似的。然后拿起旧唱片,拧小音量放唱起来。那是令人怀念的莫达西亚兹和托米-多西的歌,但已落后于时代,像我脑袋似的,而且有了噪音。但不连累任何人,闭门不出,自成一体,像我脑袋似的。
你这是怎么了?喜喜在我脑袋里说道。
镜头迅速一转:五反田匀称的手指温情脉脉地抚摸着她的背,犹在探寻其中隐蔽的水路。
你说这是怎么了,喜喜?我的确相当迷惘相当困惑。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信。当然爱与半旧“雄狮”除外。是吧?我嫉妒五反田匀称的手指。雪已经把烟头完全熄灭了吗?完全关好煤气炉开关了吗?活像父亲似的,一点不错。我对自己缺乏自信。难道我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如同大象墓场的地方如此喃喃自语地沦为老朽吗?
但,一切有待明日。
我刷了牙,换上睡衣,把杯里剩的威士忌喝干。刚想上床,电话铃响了。我站在房间正中定定看着电话机,归终还是拿起听筒。
“刚把炉子关掉。”雪说,“烟头也完全熄了,这回可以了吧?还不放心?”
“可以了。”我说。
“晚安。”
“晚安。”
“喂,”雪略一停顿,“你在札幌那家宾馆里看见身披羊皮的人了吧?”
我像孵化一只有裂纹的鸵鸟蛋似的怀抱电话机,在床边坐下。
“我知道,知道你看见了。我一直没吭声,但心里知道,一开始就知道。”
“你见到羊男了?”我问。
“哦——”雪含糊其词,打了个舌响,“等下次吧,下次见面再慢慢说。今天困了。”
言毕,咔一声放下电话。
太阳穴开始胀痛。我又去厨房喝威土忌。身体仍在不由自主地摇摇晃晃。滑行车发出声响,开始启动。连接上了——羊男说。
连接上了——思考发出回声。
一切开始逐渐连接——
我靠着厨房水槽,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很想给雪打个电话,问她何以晓得羊男。但有点太累了,毕竟奔波了整整一天。再说她放下电话前说了甸“等下次”。看来只好等下一次,何况我还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电话号码。
我上了床。横竖睡不着,便看着枕旁的电话机,看了10至15分钟。因我觉得说不定雪会打电话来,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看着看着,我觉得这电话机很像一颗被人遗落的定时炸弹。谁也不晓它何时炸响,只知道其炸响的可能性,只要时间一到。再仔细看去,发觉电话机的形状很是奇特。非常奇特。平时未曾注意,现在端详起来,其立体性似乎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话,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缚于电话这一形态,从而又像一个被赋予笨拙肉体的纯粹概念。电话!
我想到电话局,那里连接着所有电话线。电话线从我这房间里通往无限遥远,在理论上可以同任何人连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给安克雷奇打电话,可以给海豚宾馆、给往日的妻子打电话。其可能性无可限量。而总连接点便是电话局。那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连接点,通过编排数字使连接点发生转换,实现通讯。我们通过电线、地下电缆、海底隧道以至通讯卫星而连在一起,由庞大的电脑系统加以控制。但是,无论这种连接方式何等优越、何等精良,倘若我们不具有通话的意志,也无法发挥任何连接作用。并且,纵使我们有这种意志,而若像眼下这样不晓得(或忘了询问)对方的电话号码,也无法连在一起。也有时候尽管问了电话号码而一时忘却或将备忘录遗失,甚至有时候尽管记得电话号码而拨错转盘,这样一来,我们同哪里也连接不上。可以说,我们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会反省的种族。不只于此,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而得以给雪打电话,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对方丢过一句“我现在不想说,再见”,旋即“咔”的一声放下电话。这样,通话也无从实现,而仅仅成为单方面的感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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