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舞舞(65)

2025-10-09 评论

    面对以上事实,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
    她(也许是他。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极其突发、极其被动的。
    我把一只臂时支在枕头上,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但我无能为力,我对电话机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不完美的、突发的、被动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这怪不得我,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突发性和被动性,也就是从中掣肘。
    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像妻子一样。我爱妻子,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两人有说有笑,到处游山玩水,做爱不下数百次。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半夜里,沉静地、执著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突发性和被动性。她焦躁不安,而两人同舟共济。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差异。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愈的景况——对她来说这就是爱。但对我则当然不同。爱之于我,是被赋予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是非常不完美的:时而混线,时而想不起号码,时而有人打错电话。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此乃规律所使然。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不知解释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还是离家出走了。
    也许是我煽起并助长了这种不完美性。
    我边看电话边回忆我同妻子的做爱。离家前的三个月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同我睡过,因为她已开始同别的男人睡。但我当时却完全蒙在鼓里。
    “喔,对不起,你到别处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气的。”她说。
    我以为她开玩笑,其实是其真心话。我说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是真的不愿意。
    “我还是希望你同别人睡去。”她说,“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虑一下以后的事。”
    归终我和谁也没睡。倒不是我这人在性方面有洁癖,只是不愿意为了重新考虑什么便乱睡一通。我是因为想和谁睡才睡的。
    时过不久,她离家出走了。莫非当时我若按她说的去找其他女孩儿困觉,她便乖乖留下不成?难道她是想通过那种方式来使得她同我之间的通讯多少获得自立?滑稽透顶!我当时可是压根没有另觅新欢的念头,至于她做何打算我无从推测,因为她对此讳莫如深。即使离婚之后也避而不谈,只说了几句极具象征性的话,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时的惯常做法。
    高速公路上的隆隆声12点过后也未中止,摩托尖刺的排气声不时响彻夜空。尽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而声音听起来含糊而迟缓,但其存在感却显得滞重而深沉。它在那里存在,连接我的人生,将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
    电话机看得厌了,我合起双眼。
    刚一合眼,一种虚脱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占满了整个空白,十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困意蹒跚而来。
    吃罢早餐,我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在娱乐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给他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为一家刊物当记者的时候,工作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时值早上10点,他当然还卧床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说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讯处。他不满地嘟囔几声,好在还是把五反田所在制片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是一家主要制片厂。我拨动号码,一个值班经理出来。我道出刊物名称,说想同五反田取得联系。“调查吗?”对方问。“准确说来不是的。”我回答。“那么干什么呢?”对方问,问得有理。“私事。”我说。“什么性质的私事?”“我们是中学同学,有件事无论如何得同他联系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记下。“是大事。”我说。“我来转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谈。”我拒绝。“那种人多着哩,”他说,“光是中学同学就有好几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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