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风云录(10)

2025-10-09 评论

    应该这样认为,在文化上殷压倒了夏,政权也就随之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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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代的历史因有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尤其是后二百几十年,因为有丰富的卜辞,所以殷帝国的社会环境就格外详尽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一切多亏了对殷墟的发掘。关于殷墟的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药店里卖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人们相信把它磨成粉后饮用,能治疗疟疾。事情发生在1899年,正是义和团事件的前夕。王懿荣(1845—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
    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
    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1895—1963)一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
    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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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被战争阻断的艰苦的发掘调查,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历史。
    最让人震惊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几乎完全正确。殷人连牙痛的时候都会去占卜是哪个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频频出现自汤以来的历代王名。从汤到帝辛(纣)共三十代王,《史记·殷本纪》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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