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风云录(24)

2025-10-09 评论

    吴越在春秋晚期崛起,是因为其军队装备了锋锐的武器,这也极大影响了中原各国。吴攻陷过楚的国都。越也曾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所以也算是霸主之一。
    宋襄公在和楚大战的时候,不肯听名臣目夷(子鱼)的话,没有在楚军渡河时给予打击,而任由敌方过河后重整态势,最后落个完败的下场。不乘人之危的确是“仁”,却因此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人们讥笑他的“宋襄之仁”。这位宋襄公有时也被算作是五霸中的一位。宋国人是殷的后裔,而夏的子孙的封地杞则只是个年表中都没有出现的小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于是就有了“杞人忧天”的说法。“宋襄之仁”也好,“杞人忧天”也好,亡国子孙总是易遭人取笑。
    宋虽有目夷这样的名臣,襄公却不肯听他的建议而败北。吴有名臣伍子胥,获得了伐楚战争的胜利,最终却被处死,之后吴就无法抵挡越的进攻。因担心受到猜忌,越国名臣范蠡则在越王勾践灭吴后飘然离去,毕竟有吴国伍子胥的前例。
    也可算作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通过录用有能力的人才,国势强盛起来。然而在他死后,他的177名臣下被迫殉葬,因此受到后世史家的诟病。
    在秦始皇的兵马俑被发现后,殉葬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俑应该是殉葬的替代品,可能在秦国土地上,原本就有殉葬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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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详细罗列出春秋时代的争霸战,要理顺其中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不过,虽然诸侯众多,但可以说主角是晋、楚两国。而其他诸侯则是围绕这两个超级大国,审时度势,时而合时而散。
    为何晋楚如此突出呢?处于现在的山西省的晋可能和北方游牧民族有所交流,得以经常补充活力。楚也同样从称作蛮的南方民族那里长期获得了精悍性方面的补给。
    吴越的登台意味着新武器的亮相。在此之前,战斗形式是驱车手、射手和指挥者在几匹马拉的战车上作战。不过,随着铁器的出现,兵士可以手持各种类型的锋锐武器作战,车战就转变成了步兵战。
    车战的参战者仅仅是贵族指挥者和他的私人随从,而步兵战就可以从一般的庶民中征募。国家的每一部分人都在作战,于是战争就成了综合实力的较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得庶民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庶民的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战争把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行军之旅中的战场体验必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他们把这些体验传递给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于是民心向上的风气在人群中扩散开来。
    从这个时代起,思想家的登台在中国接踵而至,上述的情形也是其中的一个背景。
    社会的下层有对胜利的渴望,上层同样也有。春秋战国是竞争时代,为了获胜,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比邻国更富有,该怎么做呢?有人主张追求经济方面的实际利益,有人则强调精神层面很重要。
    有优秀见解的人可以得到诸侯的任用。为了入仕就业和安身立命,有志于学的人越来越多。若与安身立命无关,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到底是什么?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
    春秋战国是个记录了涌现出的各种思想、学问的时代,这些远远比这段时期爆发的形形色色战争更为重要。
    前文中已提到,东周前期被称作春秋,来自孔子所修编的《春秋》。《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告终。“获麟”代表事情终结或绝笔,也来自这个故事。现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后的事,是孔子的弟子们补充的。
    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束于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实际上孔子在两年前去世,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解释为,司马迁将孔子之死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前所述,战国是个篡夺的时代。超级大国晋被大臣们接管,而因为国家太大,国主又不能轮流来做,于是被三个大臣分割了。这样,赵、魏、韩三国诞生,晋彻底消亡了。北宋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把这三国正式被周王室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作为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时间点。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孙的封地齐,不久后也为流犯田氏篡夺。这时已经到强者们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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