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这就是成语“得陇望蜀”的出典。对欲望无止境作自我反省的说法,确实是光武帝式的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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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期,天明四年(1784),九州的志贺岛出土了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这是个有名的故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说
——中元二年(57)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光武帝之死是在次月。日本的使节到达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被郡里的官员带到了洛阳。金印和后来的卑弥呼、邪马台国问题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研究和议论的对象。不管怎样,一世纪初,日本逐渐开始受到大陆文化影响是无可辩驳的。
光武帝作为东汉第一代皇帝,在位三十三年。在东汉约两百年间,始祖光武帝在位时间是最长的。光武帝享年六十三,在东汉所有皇帝中是最长寿的。二代明帝死于四十八岁,这是寿命第二长的皇帝。此后,东汉十一个皇帝中就没有超过四十岁的了。
在即位的年龄上,第一代光武帝和二代明帝都是三十岁即位,三代章帝是十九岁。不过,章帝之后的十个皇帝中,十一代的桓帝十五岁即位,算是最年长的。东汉的情形是幼帝接连登基,而大部分又早死,比较让人憋气。
被更始、赤眉蹂躏过的长安彻底荒废了。于是,东汉把洛阳定为国都。在选择长安还是洛阳作为国都的问题上,西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就曾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与周围开阔的长安相比,洛阳被围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因为这个理由,西汉最终确定长安为国都。应该说,长安适合扩张的时代,而洛阳则适合紧缩的时代。
按现在的话来讲,光武帝选择了“小政府”。先不说王莽的周制如何,西汉晚期的官僚机构就已经极其复杂,因此皇帝的权限受到了制约。光武帝也是希望通过精简政府,从而扩大皇帝的权限。不管是哪朝哪代,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都是皇帝必须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皇帝固然能轻易地把小政府掌握在手中,但同时以皇帝权威为后台的势力也很容易插手小政府事务。这种势力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人助手——外戚和宦官。
学过历史的儒生光武帝对西汉的灭亡大为不满。历经二百多年,汉对大臣们恩宠有加,但行将灭亡时,抵抗的人士——按光武帝的看法——少得可怜。王莽长期谋划伪造圣天子传说,分阶段拔除廷臣,非常狡猾。然而大臣们完全被这些伎俩耍得团团转,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士人缺乏骨气——这是光武帝分析出的西汉灭亡原因之一。从汉武帝时开始,儒家被国教化,但渗透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王莽巧妙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光武帝打算强调儒家思想中的“君臣之义”,培养骨气之士,使之成为东汉王朝的栋梁。硬派的儒学自然就受到鼓励。沿承西汉惯例,朝廷让高官和地方长官推荐孝廉、贤良、方正之士,对骨气的注重程度超过对他们的学问和才能的重视。
比起西汉的华美,东汉是个朴素的时代,东汉人以此自豪。《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的《两都赋》和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展开了对长安和洛阳的比较。就像是注定了的,踏实风格的洛阳与虚浮的长安相比,总是处于胜者的位置。而对国都的比较,自然就是对时代的比较。
紧接着东汉之后的是三国时代。而三国归晋后,有个叫左思的文人创作了比较三国国都的《三都赋》。于是有个典故说,因为这是了不得的名文,人们争先恐后地买纸抄写,为此洛阳的纸价飞涨。畅销书被形容为“洛阳纸贵”即由来于此。
东汉的大发明以“纸”为最。此前普遍都是在木简和竹简上记录,只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才被写在高价的帛上。除了体积过大的缺点,竹子的处理也很费人力,保存还需要场所,查询、参考也非常不便。而因了纸的发明,学问的普及是不言而喻的。纸的发明者据说是蔡伦。蔡伦虽是宦官,却是个有才能的人物。也有说法认为在蔡伦以前就已经有类似于纸的东西,他只是对此进行了改良。蔡伦以旧渔网、树皮、麻为原料造纸,根据记载,他将此献给和帝是在元兴二年(105)。不管此前究竟是否存在过不完整的纸,可以认为,为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纸是在大约二世纪初,在中国的东汉时代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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