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说到汉文帝、景帝时代,是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这段时间,比魏明帝时代约早四百年。秦始皇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继承了秦朝制度。陈群是在说现在的人口只相当于那时的一郡。虽然一郡指的是大一点的郡,但也可以概算出人口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吴降晋时,有文献认为全国人口为八百万。再度统一后中国的实际状况是地广人稀。一般认为,之前鼎立时代因是竞争期,所以数量本来就少的人民被当权者任意驱使。不管是吴的屯田制,还是魏南下之际的开垦,或者是蜀的西南夷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在尽可能地激发人民之力。民众疲惫不堪,想借助叫做太平道或五斗米道的道教系信仰来逃脱苦海。道教过于现世性,于是不难想象,旨在拯救人类灵魂的佛教传入后马上就扩散开来。
关于佛教的传入有各种说法,不过在东汉明帝时,也就是一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到中国,在洛阳建起了白马寺。尽管如此,这不过是源于楚王刘英等皇族和贵族赶时髦的东西,只是贸易往来的西域人的信仰。在动乱时代,很多人失去了家庭,亲眼目睹了亲人的不幸,开始有了拯救灵魂的念头。可以说,佛教在这个时期俘获中国人的心是必然的。
史书记载,晋吞并吴并统一天下的时候,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几个人醉心于清谈。所谓清谈是一种哲学性质的讨论,老庄思想极为浓厚。不过,一般也认为这种虚无思想中多多少少呈现出了佛教的影子。
清谈远离现世。从魏到晋,政治局势很复杂,倘若政治上一着不慎,就关乎性命不保。为了保身,不少人转而逃避政治,转向清谈。我们觉得如果他们入了竹林,完全不谈政治相关的事情,起码性命无忧。然而竹林七贤中因政治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个人。
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精神和政治的不安定之上的。紧接在统一之后就发生了所谓八王之乱,这是皇族内的权力斗争。八王之乱开始于301年,也是分裂的开端。吴国投降、天下统一是在280年,所以实际上三国统一充其量不过二十年。短暂的统一过后,转眼之间就开始了分裂。
这个时代里,北方发生了民族大移动这一很大的外部要因,再加上像八王之乱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内忧外患招致了分裂。
与西汉相比,东汉属于弱势政权。即便是后来鼎立时代的东汉政权,也是无能。不过,东汉却没有受到西汉所苦恼的匈奴威胁。原因是匈奴分裂了。匈奴的日遂王向东汉投降,被允许居住在长城以南,因而这一人群被称为南匈奴。献帝由长安东归时,担任护卫任务的就是白波军和这支南匈奴军。正史中有所记载,但小说《三国演义》将此排除,实属不公。可能是因为对一般人来说,汉帝受到匈奴援助并不光彩,于是小说作家就将此事删除了吧。
东汉打算利用臣服的南匈奴压制北匈奴。北匈奴除了受到来自南方同族的压迫外,再加上鲜卑族所施加的强大压力,逐渐西移,至少在中国史上销声匿迹了。
欧洲史上的“民族大移动”,指的是375年日耳曼系的哥特人袭击罗马帝国的事件。然而哥特族并非自愿,而是被来自东方的强大力量推过来的。这就是所谓连环撞击现象。哥特人之所以迁移,是因为受到来自东方的匈人驱赶。许多人都认为,此匈人正是从中国史上消失的北匈奴人。
匈奴(Hsiung.Nu)和匈人(Hun)同族论于1756年由德经(J.Deg-uignes,1721—1800)提出,近年的考古学研究也在对此加以印证。匈牙利和芬兰的国名和Huns有关,无需多说。
那么“匈奴”究竟是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没办法简单地说清楚。《史记》中匈奴屡屡登台,也屡屡触及其风俗习惯,却一次也没提到其人种上的特征。不止《史记》,《后汉书》、《三国志》也是如此,所以这可能是中国史书的特点。按照匈奴人的风俗,父亲死后,儿子将除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己有,这在儒教的观点中是极为野蛮的。然而,在经常迁移的游牧生活中,需要有人担负起照顾女孩的责任,所以就产生了上面的风俗。《三国志》中提到日本(通称《魏志·倭人传》)时,也介绍了各种风习,比如擅长潜海,喜好酒,比较性情,有文身等,却也没有提及人种的身体特征。开始提到不同民族身体特征,则是《晋书》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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