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他偕同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仪表堂堂，白皮鞋、桔色衬衫，还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我们葡萄园里所产的酒——卢贝隆坡地的酒，即将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他靠回去，缓缓点头，我们全神贯注聆听新闻，他说了好几遍“是呀”。显然，福斯坦说，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更早饮完——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作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是政府发的许可证件，准许我们种葡萄。我们接过文件来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责不该继续种瓜，说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里还屡遭山上跑下来的野猪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被野猪吃掉！好好的收成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对这痛苦的回忆猛摇头，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他说，他已经计算过，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1300枝葡萄藤。我和妻子互看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喜欢福斯坦，而他则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同意改种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后也就没再去想这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有什么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吧。
葡萄大军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插枝队抵达——5个男人、2个女人、4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琪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根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色的腊。鲍琪先生检查插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插枝，却只看到几支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校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
鲍琪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依点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插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儿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
田间茶馆
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看来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阳。他用沾满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阳下苦有若无。插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三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了。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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