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英之间有同盟之约，孙文认为由英国向日本提出请求较易见效。
日本民间对中国革命抱持友好态度，但政府则未必如此。从政体问题来看，日本希望同是帝制的大清国当邻国，若邻国是个经由革命而诞生的共和国，则彼此之间可能较易产生紧张关系。
另从国家利益来看，邻国若是弱国，当然较令人觉得安心。现今的邻国正处于立宪君主（保皇）派与革命派之争。日本的真心话是欢迎一如往昔的保守帝制，但那已是落伍的想法。如今至少也希望邻国能以日本为借镜而成为立宪君主国。
孙文知道自己的“革命派”路线未必会让日本怀着好感。
孙文经常感谢宫崎滔天这类的民间支持者，但就国家而言，日本却可能成为革命中国的敌人。
在此次旅途中，孙文闻知宫崎滔天身体不适。消息来源是在加拿大的联络人冯自由，此人是冯镜如之子，孙文第一次起义失败亡命之际，在横滨曾受到冯镜如庇护。冯自由在加入兴中会的成员中年纪最轻（年仅十四岁），后来就读于早稻田。
——经济状况好像也不佳，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冯自由说道。
——这样可不行！
孙文担心这位盟友。
他自己在槟城的妻子染病，子女的学费亦告急，只得向住在吉隆坡的党的经理邓泽如交涉，希望能稍微调高原本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
即使自己如此拮据，却见不得盟友宫崎滔天陷入困境。孙文写了一封信给滔天，提及自己设法凑了一百日元相赠，请其至横滨的华侨永新祥商店向林清泉君领取。该函的日期为阳历四月一日，正值阴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之前不久。
在英国，能再见到恩师兼救命恩人的康德黎博士自是人生一乐。孙文去到康德黎家，相识的女仆出来迎接，边微笑边说道：
“刚好有一封你的电报送达。上头全是些数字。”
那是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收信人仅写着：
——
伦敦的电报局大概也不晓得要送给谁才好。既然是中国人，那就送到了公使馆。
公使馆似乎也感到困扰，之前也曾发生过，于是将电报就近送到康德黎博士的住所。
康德黎不在家，康德黎夫人不知是否该收下。
——我不知是否该收下。我先生不在家，说不定稍后会退回电报呢！
她事先说明有可能会拒收而退回电报。
也不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既然是电报，当然是急件。孙文打电报时，总是先用汉文写下电文，再翻阅那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将之改成数字。
康德黎家中的一隅放置着孙文寄放的行李。那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就和几本书摆在一起。
想必是急件，孙文肯定会取出红色封皮的笔记本，立即将那些数字译成汉字。康德黎夫人想自己先行译出电文，以便节省孙文的时间，但她不会读汉文，只约略能看懂，并用歪歪斜斜的字迹照抄下来。
电文内容不长，康德黎夫人便用此法抄译下来。
虽不懂其意，但之前也曾发生过，她猜想可能是以救孙文为使命的某个人所拍发。
隔了两个钟头，孙文偕康德黎返家。康氏家人和孙文间存在一种默契，即不谈论革命话题或隐私之事。因此，对电报内容康氏夫妻未开口发问。
“哦，这电报送来时就已经译成汉字了吗？”
孙文边微笑着边问道。
康氏夫妻从刚才起就关心电报之事，一直观察着孙文的表情，见他展颜一笑，两人才如释重负。
“是我！虽不知其意，但一个字一个字照着抄下来。”
康德黎夫人答道。
“这字写得很漂亮！要说这是出自第一次写汉字之人的手，大概没有人会相信。”
孙文夸奖道。
“是秘密消息吗？”
康德黎夫人忍不住问道。
“不！”孙文摇摇头——“是推荐我担任共和国总统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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