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严厉废佛令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事，太平真君这个元号本身就带有浓厚的道教气息，这时候的太武帝，已经是彻底的道教信徒了。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查出长安佛寺僧侣不但饮酒，更暗藏有兵器之事。此时长安附近的杏城，一位名叫盖吴的人正拥十余万民众造反，北魏军正派兵前往讨伐。
“佛寺僧众与盖吴有所勾结。”
崔浩如此煽动太武帝。
太武帝立即下令悉数诛杀长安僧侣，并且烧毁经典以及佛像之类的东西。太武帝当时正在亲征途中，他对在国都平城（今大同市）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发出“全国依照长安模式行事”的勅令。太子是佛教信徒，他在把这个勅令转达各地之前，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佛教界人士，僧侣们因而得以抱着经典和佛像亡命；然而寺院和塔之类的建筑终究无法隐藏，悉数遭到破坏。
极力怂恿太武帝废佛的，是一身充满中华思想的崔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为反对废佛的，竟然是道士寇谦之。虽然宗旨不同，但或许因为同是宗教中人，寇谦之认为对佛教采取极端政策，会对国家不利吧？
不管太武帝和崔浩何等执拗，佛教还是无法根绝。太子泄漏勅令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论任何力量，都无法烧尽存在于人们心底的东西。何况佛教正日益兴隆，而非处在衰退期。以传道为目的、由西域前来中国内陆的佛僧正络绎于途。
更具讽刺的是，太武帝发布废佛令时，边境佛教都市敦煌的佛教正处于最鼎盛时期。
——听说，内地正在闹废佛之事。我们暂时在这里观看情势吧！
这是传道僧侣留在敦煌的理由。敦煌石窟群中，北魏时代建造者，迄今尚存三十多窟。
由于崔浩的孜孜努力，太武帝是确确实实地汉化和文明化了；这也意味着，他的意识形态已经起了质变。连崔浩始料未及的想法，也在太武帝的心中萌芽了——“民族自尊心”，作为鲜卑拓跋部的民族自尊心。
“着手编纂国纪。”
太武帝对崔浩下了这个命令。太武帝想到要编纂北魏历史，大概也是民族魂在他的心里燃烧起来的缘故吧？点燃这把火的，当然是崔浩的汉化教育。
“编纂时必须以忠于史实为原则。”
太武帝对负责编纂的崔浩道。
崔浩身边有许多奴颜婢膝、处处以说奉承话为能事的人，其中的一个——著作令史闵湛——进言道：
“编纂国纪乃未曾有之盛事，必须让它能留传到万世之后。因此，我们最好把它刻在石头上。”
“或许这样比较好。”
崔浩表示赞成。
蔡伦发明纸张距当时已三百五十年。虽然纸张非常便利，但比起木简或竹简却脆弱许多，这样的东西是否能留存后世，委实值得怀疑。为了留传后世，最好的方法是将纪文刻在石头上，后世人需要时，可以随时利用这些石头拓写。
崔浩于是在平城西郊天坛东侧竖立起无数石碑，将“国纪”刻于其上。竖立的石碑有“方百步”，也就是每边为一百五十公尺的正方形。
由于这些石碑矗在路边，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前面阅读。结果是，读了纪文的鲜卑拓跋部族，无不勃然大怒。因为上面详细记载着未进入中原前的鲜卑拓跋部的未开化状态。
“这些纪文把我们写得无异于禽兽！”
“对！这是在侮辱我们！”
“把我们说成只知利而不知义，岂有此理！”
拓跋部人倘若未汉化，理应不会阅读该石碑上的汉字才对，而会读汉字，倘若未经精神上的汉化，也应该不会因读了“国纪”而怒不可遏了。
说他们在塞外专事掠夺，实际上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若不掠夺他人，自己就会遭人掠夺。弱肉强食有何不可？如果不成为强者，只有死路一条啊！父亲死后，将自己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自己的女人，又有何不可？若非如此，这些女人要由谁来保护呢！
上面写的这些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所以，即使读了纪文也理应不会因此发怒才对。拓跋部人读后勃然大怒，是不再视此为当然之事的缘故，也就是说，他们已在精神上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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