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强硬派在本国的活动逐渐奏效。不久，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去清国视察。
北京不断地督促广东驱逐鸦片母船。广东当局通过公行通知义律，鸦片母船如不撤走，将“封舱”，全面停止贸易。但是，鸦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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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论断，一八三四年发生律劳卑事件时，清英两国关系一触即发，当时事态如果发展下去，鸦片战争(116)可能早就发生了。
英国的扩张主义者，当时确实恨得咬牙切齿，对本国政府的优柔寡断十分愤慨。但鸦片战争(116)在律劳卑事件五年之后才发生。
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
从英国的皇帝和外交大臣巴麦尊给商务监督的训令可以看出，他们是想极力避免同清国的摩擦，首先还是争取和平进入中国。另外对于主要出口商品“鸦片”的性质，也还是感到有些理亏。
即使当时政府要采取强硬政策，但要获得国会的同意，肯定也是困难的。有实力的鸦片商人查顿、马地臣、颠地等人派人回国宣传“应当打击清国”，也是在律劳卑事件之后才开始的。
尽管强硬派到处向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游说，在五年后的鸦片战争(116)中，国会里也只是以二七一票对二六二票——九票之差——勉强通过了批准军费的决议。
当时英国的精神、思想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矛盾。新兴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进取精神，贪得无厌地向外谋求大英帝国的利益，特别要求扩大贸易市场。
但另一方面，人们通过产业革命，亲眼看到了机器的伟大，但他们也感到一种不安，担心人会沦为机器的奴隶。
当时的哲学家卡莱尔这么写道：
如果非要用一个形容词来表现现代的性质的话，那么，我们不想称它为英雄的、信仰的、哲学的或道德的时代，而首先想称它为机器的时代。从词的外在和内在的一切意义来说，现代完全是机器的时代。……不仅是人的双手，就连头脑和心也变成机器的了。……
这里产生了追求“人的尊严”的思想，它培育了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的精神。
当时不单纯是对清国的强硬派横行一时，也还有一群人道主义者谴责鸦片的无人性。
从清朝方面来说，也不愿意同英国发生事端。律劳卑事件的解决，道光皇帝嘉奖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而免衅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没有导致战争。
说清朝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实力，那是言过其实。当政者也深知军队的软弱，连道光皇帝在他的上谕中也慨叹“武备废弛”。在征讨连州瑶族叛乱时，士兵因吸鸦片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所以清朝方面也尽量避免冲突，弛禁论就这样冒了出来。这种弛禁论使广州和澳门的外国鸦片商人大为高兴，以为清国正在屈服。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提升为英国商务总监督。他曾是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比海军军人律劳卑稳健，一味采取静观的态度。英国的鸦片商人们不满意他的这种态度，公开表示反对，而且派出全权代表团，建议本国政府率领军舰去北京。这个时期因律劳卑的气死而产生的激动尚未平息。因而德庇时任职不到四个月就下台了。
罗宾臣被任命为德庇时的后任，他大体上也继承了德庇时的方针。
弛禁论就是在罗宾臣担任总监督官时期抬头的。罗宾臣对许太常奏议和广东复奏抱着很大的期待，居留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一时也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弛禁论出现的一八三六年，鸦片的进口量大幅度增加，突破了三万箱。
在广州的清国官员中，也同样洋溢着弛禁的气氛。因为广东复奏是从这里发出的。可以说这里是弛禁论的发源地。
伍绍荣、卢继光等公行的人，邀请学海堂的学者们，大开宴会。
学海堂是道光四年由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建的一所学堂，历史比较短。阮元曾著有《畴人传》，介绍过代数学，并在《天象赋》的著述中注意到西洋的学术，是一个进步的人物；后来担任大学士，历任刑部、兵部的尚书。他在中央时，人们都知道他跟军机大臣曹振镛不睦。他是“实学派”，而曹振镛却认为写端正的楷书就是政治。他们的意见对立，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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