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由阮元所创建的学海堂，却成了弛禁论者的大本营，这大概是由于他的“实学”遭到了极大的歪曲。
最觉得扫兴的是韩肇庆。他当初由于取缔鸦片的功劳而被升为副将。他把一部分作默许费的鸦片交给了政府而立了功。可是，一出现了弛禁的浪潮，不在广州停留而直接向北航行的船只日益增多，商人们就逐渐把默许费压低了。
禁严才付默许费，禁弛，当然就没有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了。收入减少当然不愉快。因此他变成了“严禁论者”。
于是他通过有关方面，恳求军机大臣穆彰阿严禁鸦片。但是没有答复。不仅如此，有一天，海关监督把他叫去，跟他说：“暂时停止取缔鸦片！这是北京某个有实力的大臣下的特别指示。违背这个指示，对你将会是不利的。”他深知北京某个有实力的大臣是多么的可怕。韩肇庆的情绪更加消沉了。
卢继光的希望也同样落了空。他派他的手下人郭青到韩肇庆那儿去告密，说有两个名叫简谊谭和连承文的小伙子不仅私卖鸦片，甚至还在鸦片里掺假，要求予以逮捕。
郭青去武夷收购茶叶时，曾对连承文溜须拍马，为公行大肆活动。可是却中了连维材的计谋，弄得面子扫地。他满以为这次是挽回面子的好机会，跑去唆使韩肇庆。可韩肇庆却皱巴着脸说：“你来报告是好事。不过，我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呀？”郭青吃了一惊，这么问道。
“现在要想逮捕这些家伙，我可能就会完蛋。”
卢继光听了郭青的报告，咂了咂舌头说道：“弛禁也不尽是好事呀！叫那小子发财啦！”
穆彰阿派在朝廷作出弛禁的决定之前，认为弛禁对自己有利，所以早就命令广东进行这方面工作。
简谊谭和连承文乘着这股弛禁的浪潮，大赚了一笔钱，整夜整夜地在广州的妓院里拍着手儿，大声地唱着淫秽的小调，沉湎在酒色之中。
广州的国内外商人，就这样在提前制造一种弛禁的繁荣景象。其实中央的形势正朝着与他们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穆彰阿大出意料，道光皇帝的态度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倒向弛禁。连穆彰阿也不了解皇帝的“个人经验”，他只认为皇帝的犹豫是受反弛禁论的影响。
关于朱嶟与许球的反驳，前面已经说过。除了这些京官（中央政府的官吏）之外，在地方官中也有人上奏反弛禁论。像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就极其猛烈地抨击了弛禁论。在他十一月十二日的奏文中有以下的论点：
即使按旧例，鸦片每百斤课税银三两和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二万箱只不过十二三万两；加倍课税为二十余万两，再加一倍也只是五十余万两。弛禁课税论乃是仅见小利而伤大体的妄说。
外夷售鸦片，为欲获银，不会同意“以货易货”，一定暗中攫取内地之银。总之，漏银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是否认真监视银的流出。认真查办，鸦片之禁可行，银出洋之禁亦可行。如不认真，即使弛禁鸦片，禁银出洋肯定也会忽视。
如允许栽培罂粟，鸦片之利数倍于农，无知小民将会弃农奔利。人口日增，谷产日耗。这样，即使连年丰收，亦不能充分养活户口。如遇灾害，则将束手无策。
至于所谓愚民自缩生命，不足深惜，此乃“痛心疾首之言”。皇恩应沐一切人民。
所谓禁亦无效，等于不禁。此非法律之罪，乃是施行法律者之罪。如今海内和平，盗奸事件仍有发生。虽禁盗奸，事件仍然不绝，但从未因此而听到要求弛禁盗奸之议论。何况鸦片之流毒更深，弛禁实无道理。
淡巴菰（烟草）过去一向禁止，解禁后亦无害。因此有人主张鸦片亦应按此办理。淡巴菰确实无益，但不至因之“废事耗神”，怎能将它与鸦片相比。
所谓禁严则贿赂多，禁弛则贿赂少。但此乃纲纪问题。奉法如得人，虽禁鸦片，亦不会有贿赂；奉法如不得其人，虽弛禁鸦片，贿赂仍将以某种形式横行。
袁玉麟所说的“得人”，确实是说到了点子上。地方官跟京官不一样，他们的奏文虽然词句不够文雅，但确实将弛禁论批驳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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