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普尔小姐看着他俩,微笑又重新泛上嘴角,随着又埋头去织她的东西。
“我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这是事实,但我有解决一些小问题的经验,有些问题确实也很费脑筋,不过没必要讲给你们听,因为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不会有兴趣的。比如像谁把琼斯太太的网袋割破了,为什么西蒙斯太太的新皮大衣只穿过一次啦,等等。对于刚开始研习人性这一课的学生来说可能有趣,对你们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得很清楚,是关于我可怜的侄女梅布尔的丈夫的,这件事你们也许会有点兴趣。”
“大约是十年甚或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庆幸的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且有了圆满的结局。人人都把它忘记了。人类的记忆有时是那样的短暂,我想,这也许是件好事。”
马普尔小姐停了下来,自言自语道:
“我得数数这一排,这一排里的减针有点麻烦。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然后是三针反针,这下对了。我说到哪儿啦?噢,关于可怜的梅布尔。
“梅布尔是我侄女,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真正的好女孩,但有点傻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觉得心烦,她就会夸大其辞。二十二岁时,她嫁给了一个叫登曼的先生。很难说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我曾希望这桩婚姻不会节外生枝。因为登曼先生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他是不会有耐性去忍受梅布尔的那小小的怪癖的。我还了解到登曼家有精神病史。然而,那时的女孩子与现在的女孩子一样地固执,而且将来的女孩们也不会逊色的。梅布尔还是嫁给了登曼先生。
“婚后,我很少见到她,她大概到这儿住过一两次,他们好几次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去住,但实际上,我不喜欢住在外人家里,就找了些借口推辞了。当登曼先生突然去世的时候,他们结婚已有十个年头。他们没有孩子,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梅布尔。我给梅布尔写了封信。告诉她如果她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可以过去。她给我回了一封很理智的信,大意是说她没被悲痛所压倒。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我知道他们合不来已有一段时间了,可三个月之后,梅布尔给我寄来了一封很神经质的信,求我到她那儿去,还说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于是,”马普尔小姐继续说,“我给了克拉拉工钱,把她送上船,把家里的盘子、查尔斯王子的酒杯等值钱的东西送到银行去保管。之后,我立即动身。到那儿之后,我发现梅布尔非常紧张。那座房子叫藤蔓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装修得很舒适。家里有一个厨子,一个客厅女佣,还有一个护士负责照顾梅布尔丈夫的父亲老登曼先生。老先生很安静,举止得体,但显然有些古怪,属于人们称之为‘脑子有毛病’的类型。我前面说过,他们家族中有精神病史。
“看到梅布尔的变化,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她极度紧张,浑身都在发抖。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让她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只好绕道而行。多数人在碰到这种情况时都采用此法。我向她提起她的一些朋友,在给我的信中,她经常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例如加拉赫夫妇。让我不解的是,她说她近来根本没见过他们。我还提到一些其他人的名字,结果都一样,我告诉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与朋友们疏远有多傻……之后,她终于说出了实情。
“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他们把我与外界隔离了起来。这地方现在没人跟我说话,当我在汉高街上走的时候,他们都绕道而行避开我,以免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是一个麻风病人似的。太糟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把房子卖掉,远走他乡。我为什么要这样被逐出家门?我什么也没做呀!’
“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那会儿我正在替海太太织一条围巾,心绪不宁到居然没发觉掉了两针,很久以后才发现这掉的两针。
“‘亲爱的梅布尔,’我说,‘你让我感到惊诧,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还是在孩提时代,梅布尔在语言表达上就有困难。我费了很大劲才让她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含混不清地向我诉说那些饱食终日的无聊之徒的饶舌,那些不怀好意的小人的中伤,还有那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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