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替他说完了这句话：
“因为你正住在那房子里，但又不愿将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是屋里的什么地方才会那么做的。事实上，这样做事的人只能是詹姆斯-本特利。”
“完全正确。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你都可以得出对本特利不利的结论。最后一点，他的衣袖上有血迹。”
“他如何解释这血迹？”
“他说他记得出事的前一天他到一个屠夫的肉店里去帮忙了。一派胡言！那不是屠宰动物的血。”
“他坚持那种说法吗？”
“没有。在审判的时候，他说的话截然不同。您知道，在他的袖口上还有一根头发，一根沾有血迹的头发，那根头发和麦金蒂太太的头发完全一样，这就把事情给解释清楚了。后来，他承认在前一天晚上他散步回来的时候，他进过麦金蒂太太的房间。他说，他敲门之后进去，发现她死在了地板上，便弯腰摸了一摸她，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这样是为了得到证实她的确死了。然后，他就失去了理智，他一看到血就会十分冲动，压抑不住，情绪很受影响。他说，他回到自己房间时，人几乎要崩溃了，差点儿晕了过去。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仍然没有勇气承认他已经知道了发生过的事情。”
“非常靠不住的说法。”波洛评论道。
“是的，的确如此，然而您知道，”斯彭斯沉思着说，“它很有可能是真的。这不是一个正常人或者陪审团的人所能相信的那种事实。但是我见过这种人，我不是说那种精神崩溃的说法，我是指需要对一种行为负责，而只是不能够面对事实，承担责任的那种很害羞的人。比如说，他走进房间，发现她已经死了，他知道他应该做些什么——去报警——去告诉一个邻居——去做当时当地要求的应该做的事。而他都吓得惊慌失措。他想：‘我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我今晚不应该到这个房间里来。我要去睡觉，就像我根本没有到这儿来过一样。’这样想过之后，当然就是害怕——害怕他被怀疑和这事儿有牵连，他认为他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使自己摆脱掉这件事。这样，这个傻瓜实际上就使自己陷了进去，把绞索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斯彭斯停顿了一下。
“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是有可能。”波洛沉思着说。
“另外，那也可能是他的律师为他编造的最好的借口。但是，我不知道，基尔切斯特一家咖啡馆的女招待说，他去那个小餐馆吃午饭的时候，总是挑一个他只能够看见一堵墙或者角落的桌子坐下，而从不看人。他是那种有点古怪的家伙，但是还不足以怪到成为一个杀人犯。他没有迫害别人的欲望，也没有做出残酷行为的能力，他不是那块料。”
斯彭斯怀着希望看了看波洛，但是波洛没有任何表示——他在紧皱着他的双眉。
两个人默默地坐着。
最后，波洛吐出一口气，使自己振作起来。
“啊，”他说，“我们已经浪费了钱的动机，让我考虑一下其它动机吧。麦金蒂太太有没有仇人？她是不是害怕什么人？”
“没有这类证据。”
“她的邻居们对此有何看法？”
“没有太多看法。也许他们不愿对警察说，但我以为他们没有隐瞒什么。她独身一人，深居简出，但这看来很正常。我们的村民对人并不很友好，这您是知道的。在战争期间，从城里疏散到这儿的人都这么认为。麦金蒂太太和她的邻居们共渡时光，但他们彼此的关系并不亲密。”
“她在那里住了多久了？”
“大概有十八或者二十年吧。”
“在这以前的四十年她是如何过的？”
“她这人没什么秘密。她出生于德文郡北部，是个农民的女儿。她和她的丈夫在伊尔弗勒科姆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搬到了基尔切斯特，在那里拥有了自己的一所房子，但他们觉得那地方太潮湿，便搬到了布罗德欣尼来。她的丈夫似乎是一个一贯安分守己的人，做事很谨慎，他很少去公共场合，这是很能令人尊重的，是无可挑剔的。没有什么事情值得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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