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进程的拐点上，小刘同学就这么不凑巧地成为了最后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
那一年，九岁的岳国强正攥着半根树枝，跟着他那位神思飘忽宛如天外游仙般的母亲，磕磕绊绊地念着：“兔，Rabbit，而辣别脱。猴，Monkey，门克以。”而杭艳玲还只有四岁，是连笤帚都拿不起的年纪。
小刘同学，却哆哆嗦嗦地站在中甸县的某个村子里，慌里慌张地望向周围的那些藏族面孔。
中甸县，也就是后来的香格里拉市，隶属于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小刘被分配到这里来插队，却连一句藏语都不会说。
“你们不懂，”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前，老刘抚摸着自己的一双病腿，垂着头说道：“我们那时候，苦啊！刚到村里，每天醒来就是哭，饭也吃不饱，又是拉稀又是吐，是真的苦啊！”
无声的寂静之中，向冉伸出胳膊，轻轻握住了老人的手。
从十六岁到二十岁，整整四年的时间，小刘同学终于学会了藏语的读写。他学会了骑马，伐木，制作酥油，采集石料，但也把曾经学过的函数与英文给忘了个精光。劳动让他变得健壮，也让他没空去想那些命运啊、未来啊之类的词汇。
然而，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跟随这股热火朝天的返乡浪潮，怀揣着重新进入校园念书的梦想，小刘同学报名参加了高考——和人比数学英语，他自然是不成的。但若是比画画呢？
他自觉有几分搞美术的天分，便东拼西凑了一套画具，兴冲冲地报考了美术专业。
一连考了三年，年年名落孙山。
1983年，他不好意思再伸手找家里要钱，便瞒着父亲与兄长，和几个同乡一道南下，想趁机溜去香港“赚大钱”。
钱没能赚到，小刘和他的几个同乡却反倒因为“投机倒把”与“非法经营”等罪行，被关进去拘了三个月。
出来之后，大哥写信给他，说父亲对他这个不学无术的小儿子非常失望，“以后就权当你是死了，和我们家再无半点干系！”
1985年的春节来得极晚。
失魂落魄地，刘某走在路上，撕得粉碎的信纸如雪花般被风吹去，漫漫地飘散在广州的街头。
徒长半生，一事无成，如今还被家里断绝了往来……他觉得自己也实是不必再活到下一个春节了。
据说大象一类有灵性的动物，在临死之前，都会先给自己找好一个无人打扰的安静所在，静静地等死。刘某以为，自己或许也该向大象一样，找个僻静无人的角落，静悄悄地等死。
可他又能往哪里去呢？除了故乡，他最熟悉的地方，也就只有下乡插队时的云南。
在云南插队的生活很苦，刘某并不怎么喜欢。但云南的风景很美，作为死前的最后一站，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晚春时节，他最后向朋友借了点钱，再次乘上了前往彩云之南的火车。
他想死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
然而，在水急浪险的澜沧江边，刘某遇到了藏族姑娘央金。
央金正背着她的母亲出远门。
她每日徒步走过几十里山路，抱着母亲挂在溜索上飞跃澜沧江，只是为了寻找一位能够为母亲治病的医生。
“她当时做的事情，是我连想不都敢想的。”
白色烟雾，缓缓地从玻璃烟嘴里倒流出来，像是要为回忆蒙上一层缥缈的纱：“在我看来……她就像是金庸小说里走出来的女侠。为了救母亲，她能做出世间最了不起的事。”
听了老刘的话，领导长吁一声：“以前日子确实是苦。不过你夫人也是奇人，每日背着老母走上几十里，如今就是换个男人来，也未必能够做得到喔！”
岳一宛放在膝头的手，渐渐虚握成了拳：尽管此生素未谋面，但对于央金背着母亲四处求医时的心情，他确有感同身受般的体悟——十六岁的岳一宛，也曾怀抱着同样的痛彻与悲怆，无助地徘徊在Ines的病房门外。
在老刘短暂沉默的这个间隙，杭帆悄无声息地握了下恋人的指尖。好似一个隐蔽而纯洁的，充满抚慰意味的吻。
刘某不急着去死了，暂时。他想要帮央金的母亲找到医生。
央金不会说汉话，刘某便自愿做她的翻译和向导。饿了嚼一把青稞面，渴了就摘路上的野果子吃，在大大小小的山间道路上不断地挥手搭车，驴车转拖拉机转货车再转公交车，他们终于蓬头垢面地来到了昆明。
医生看着他们，只有低低地一声叹息。
大半年后，花完了身上所有积蓄的央金，即将独自启程回到茨中乡。临别前，她问身边的青年：「你呢，你要回哪里？」
青年无话。他能回到哪里去？他又没有家。
「我也没有家，」央金说，眼神坚毅，像是雪山高空中飞过的鹰：「出门前，我把所有东西都卖了。」
「但如果你跟我一起回去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再建一个家。」
就这样，他们重又走回群山深处。
回到父母世代居住的地方，央金垦地，种青稞，修建房屋。姓刘的汉人青年，则帮着搬运石料，赶车驾马，再做些扫洒煮饭的活计。空闲的时间，央金还要种葡萄。
在他们新砌成的房子后面，长有几株粗壮的葡萄藤，一看就是很有些年岁的模样。
按照央金的说法，这里原是她祖父母住的地方。祖父母去世后，屋墙坍塌，一直无人修理，直到央金重又砌造起了这栋屋宅。
「这些葡萄藤，是我们以前一起做礼拜的地方。」
央金对她的丈夫说，遥遥指着远处的一座尖顶小教堂：「那里是教堂，但离我们家太远了，教堂后来又被改成了学校。这里的葡萄藤，是我的曾祖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从那边教堂的葡萄田里‘请’来的。所以，我们家一般都在这座葡萄架下做礼拜。」
她丈夫笑话她：「你都不会说汉语，做礼拜的时候要怎么念圣经？」
「我们有藏语的圣经，还有藏语的赞美歌。」夏日的葡萄架下，央金的脸庞上有自豪且骄傲的笑容：「种下这些葡萄，也是为了礼拜我们的主。」
老刘从未正式皈依过天主教。因为在他眼里，自己这位无所不能的、如同女侠般的妻子，才是真正慈悲的玛利亚。
从八十年代末到新千年之初，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风云巨变。这在期间，Ines的酒庄落成，“红酒”与“葡萄酒”的时髦概念，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追捧。
即便是雪山与江流所组成的天堑，也没能够阻挡时代的步伐。
1997年，随着碧罗雪山徒步的兴起，游客们开始涌入香格里拉，寻找《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绘的人间天堂。
家在澜沧江沿岸的央金，便将自家的多余房间腾出来，充当起了背包客们的客栈。以藏族人特有的热情，她拿出家里最好的自酿葡萄酒来招待客人：这往往会令背包们大感惊奇，毕竟他们谁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庄里，竟然还会有葡萄酒这样的时髦物事。
「我来告诉你吧，大妹子，你们在这儿赚个块儿八毛的，真不是什么大钱。」酒意醺醺地，有客人这样对他们说道：「十块钱，在你们这里可能是一笔巨款。但到了外面，你以为十块钱很值钱吗？没这回事儿！」
「我要是你们，就把这个葡萄酒，拿到外面去卖。哎！这要是能打开销量，年年不得赚上他个十万块、百万块的？大妹子，你不是信耶稣吗？我告诉你，啊，我来告诉你。你们耶稣教的总坛，就在欧洲的那个意大利！哎，你要是能卖个十万块、百万块的红葡萄酒，就能去意大利，亲眼看看真正的耶稣！」
在当时，十万元人民，对于生活在雪山深处的央金和老刘来说，已然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可如果人一旦有了勇气，能够想象到自己手中正握着十万元巨款的话——曾经远在天边的、此生绝无可能抵达的罗马与梵蒂冈，似乎也突然离自己更近了一点点。
从那一天开始，央金将更多的心血灌注进了葡萄园里。
她在山坡上开垦葡萄田，以绝不屈服的顽强毅力，将荒地开垦成一道一道的田垄，又精心地扦插起葡萄藤；她挨家挨户地走访那些种葡萄的邻居，向他们讨教各种各样的种植技巧；听说神父入驻了翻新后的教堂，她便每周日都风雨无阻地骑着驴子上教堂，祈祷天主垂怜，让葡萄丰收；她还会主动去各个酿酒的人家里帮忙，以观察他们的酿造流程与自家有什么细微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