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昀想起来在网上看过的段子，看一眼夏羲和，开玩笑道：“据说这里的人也是一样？”
“人家都是这么夸女孩子的，”夏羲和接住他的目光，莞尔而笑，“但既然你这么问我，我就当是连我一起夸了。”
吴虞刚咬了一口西瓜，便突然呛住了，咳得巴掌大的脸都皱成了一团，阿娜尔轻拍她的后背，帮她顺气。
很快就分完了半只瓜，剩下半只被梅姨裹了保鲜膜，放回冰箱里，留着下午继续吃。
距离饭点还有段时间，大家又各忙各的去了，邬昀没什么事做，便跟着夏羲和回了房。
“艾尔肯今天跟我一起进山的，他去给牧民送物资，”夏羲和进了卫生间洗脸，向邬昀介绍，“草原上不能开车，只能骑马。”
“所以你除了会维吾尔语以外，”邬昀问，“还会说哈萨克语？”
“这两种语言有相似之处，算是触类旁通，”夏羲和说，“有些牧民不会普通话，只能用哈语沟通。”
邬昀点点头表示理解，又想起来夏羲和还有俄罗斯血统，于是问：“那俄语你也会了？”
“俄语反而会得最少，一点点吧，”夏羲和说，“因为历史原因，这边的俄罗斯人现在已经很少了。”
邬昀沉默了片刻，感慨道：“没想到你们民族不同，关系也能这么好，跟我之前看到的传闻好像不太一样。”
“基于种族的偏见、隔阂哪里都有，这边也一样，我们几个的情况的确不算常态，但也是有的，尤其是现在和内地的来往越来越频繁，以后估计会更多。”
当地人将国内除了西北地区以外的地方统称为“内地”——虽然说明明这里才是更内陆的地方，老一辈则叫“口里”。邬昀一开始觉得新奇，现在也听习惯了。
夏羲和走出卫生间，白皙的脸上还挂着没擦干的水珠，明明没化妆，却显得眉眼愈发浓郁：“每个种族、每片地域都有好人，也有坏人，没必要一概而论。”
邬昀说：“但有一点，你们都长得很好看是真的。”
闻言，夏羲和笑了：“要这么说的话，你不也是大帅哥嘛，说不定过两天就被我们这儿的姑娘看上了，把你留在草原当上门女婿。”
邬昀听得出他是在半开玩笑地夸自己，可惜他对男欢女爱没什么兴趣，于是没接话头，倒是通过这个话题展开道：“我在这边见到的夫妻都是同民族，好像很少有通婚的。”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原则上说，新时代当然是婚姻自由，但是涉及到宗教信仰的不同，还有家庭习惯的差异，所以按照传统观念，在本地选择通婚的不多，尤其是在过去，双方的家庭都会反对。”
夏羲和说，“现在时代发展，思想也进步了，很多人去内地上学，遇到了不同民族的真爱，干脆就在外边定居了，大城市也比这里的包容度更高。”
邬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又问：“那你呢？”
“我？”夏羲和看他一眼，笑了，“我只是在这里长大，又没有宗教信仰，所以当然是和你一样。”
“那假如你有的话，会怎么选择？”邬昀说，“是遵循传统，还是拥抱新的可能性？”
“对我来说，这两个选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本身，”夏羲和回答，“是那个人决定了我的选择，而不是家庭、社会、传统、观念……这些附加的东西。”
作者有话说：
以及性别
第11章 乱世佳人
想起对方卡包里的那张相片，邬昀不禁感慨：“跟你谈恋爱一定很幸福。”
“那可不一定，”夏羲和却摇摇头，“恋爱大多是想图个安稳，我这个人一向自由散漫惯了，还是别祸害人家。”
听这话的意思，又好像目前正处于单身状态。
莫非真的像邬昀瞎猜的那样，相片里的那个女孩是前任？甚至还有可能是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邬昀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夏羲和的感情状况这么好奇，而且在这件事上想象力出奇地丰富，却又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追问，还没来得及接话，对方已经换了个话题。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夏羲和问。
“还行吧，”邬昀答道，“比昨天稍微好点。”
邬昀不想对夏羲和也戴上面具，所以没有对这个回答添加虚伪的修饰，完全是实话实说，没想到对方似乎还挺满意：“那真是太好了。”
“看你来的时候也没带什么东西，怕你平时觉得无聊，把这个借给你。”
夏羲和拿出一本书，邬昀接过，扫了一眼封面，是一本讲述心理治疗方法的专业书籍。
“虽然是专业书，但我觉得你肯定有这个悟性。有时候，自己看书比做那些浮于表面的心理咨询有用多了。”
对于这一点，颇有经验的邬昀深表认同：“我之前也尝试过一些心理咨询，后来发现效果都不怎么样，就放弃了。”
“正常，心理学市场的规范度不够，很多咨询师都是随便自学考个证就上岗了，”夏羲和直白道，“好的咨询师也不是没有，但是很难遇见，还得考虑跟来访者本人的契合度，加在一起，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市场上心理咨询的价格也不低，很多抑郁症患者在经济上本就拮据，哪里有那么充足的试错成本。
“我原本还想找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试试的，”邬昀说，“结果发现你们好像都只接受门诊挂号，没有心理咨询的预约渠道。”
“实在是没时间做这个，”夏羲和解释道，“我们医院的门诊你也见过，什么时候都是排着大长队，就这我们一年四季都忙不过来，心理咨询一个人就要一个小时，对于现阶段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来说，基本上抽不出这个时间。”
“我也了解过你们医院开展的心理治疗，好像只对住院患者开放，”邬昀说，“这个效果是不是会好一些？”
“难说。”夏羲和沉思片刻，开口说，“住院患者一般分成两种，一种是长期住院的‘钉子户’，基本上都是住了十年八年的，这一类患者的精神问题往往比较严重，几乎不存在痊愈的可能性了，意识清晰的都不多，很多家属都处于半放弃状态，只盼着医院把病人管束好，别放出去危害社会，给大家都省点心。医院所能做的也只有负责好他们的基本生活，非物化手段的治疗对他们来说用处已经不大了。”
“第二种是处于急性发作期的患者，这一类患者总体偏年轻，社会功能也更健全，心理治疗一般都能顺利展开，但经济和时间成本摆在那里，等病情稳定下来后，治疗可能刚刚渐入佳境，患者们要么想省钱，要么急着回归学业或者工作，都会争取尽快出院。”
“这样一来，后续的治疗周期就很难满足，而院里床位一空出来，就会立刻被新入院的患者填满，主治医生连手头的病例都忙不完，实在分不出精力去操心出院后的随访。”
“至于门诊患者，一个医生半天就是几十号人，匆匆忙忙地问诊、开药，就这都看不过来，哪还有机会慢慢做心理治疗？”
“怪不得我见过的个别医生看起来挺着急的，很容易不耐烦的样子，”邬昀说，“网上也总是有患者抱怨医生的态度不好。”
“患者本来精神就敏感，医生的态度难免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夏羲和叹了口气，“但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怪医生，只能说各有各的难处。”
邬昀从前习惯了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还是第一次了解到精神科医生的视角，一时间也倍感无奈。
沉默了片刻后，他接道：“也许归根结底还是整个社会文化对精神健康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吧。”
“是这么回事儿，”夏羲和说，“精神科门诊看着人满为患，但会主动就诊的患者依然占少数，绝大多数人还在默默忍耐、羞于启齿，或者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生病了。就像过去说的，‘好好的人，突然就想不开了’，其实谁了解过他们之前都经历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