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可以举出梅耶荷德导演小仲马的《茶花女》的例子。当男主角阿芒和女主角玛格丽特第一次相遇时，阿芒就爱上了玛格丽特，他把花瓣一片一片地撒到玛格丽特头上；后来他正式求婚时，又把彩纸撒在她的头上；最后由于父亲的阻难，阿芒误会了她，把赌余的纸币向她头上撒去。观众看到此处，立即便能联想到，这位可怜女子迎受过多少残酷的投掷。正是这种联想，创造出了象征意义。
再如，这出戏第一幕，医生为玛格丽特检查身体，高大窗户外射进来的阳光照着一张绿丝绒椅子，椅子上一块刺目的黑色，等到医生离开时从椅子上拿起黑大衣，观众才知道这块黑色是什么——其实此时他们还没有真正懂得。直到剧终，玛格丽特倒在绿丝绒椅子上死去，她黑色的身影正恰与第一幕那块黑色一样，观众立即产生联想，于是才真正懂得了第一幕那块黑色所象征的死亡黑影。（参见吴光耀：《探索新形式——记梅耶荷德的演出工作》。）
梅耶荷德的这种手法还是局部性的，也有一些戏剧家追求着戏剧的整体性象征，因而也对观众的创造性想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奥尼尔就曾这样寄语美国戏剧：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扩大观众想象的范围，一定要给公众一个这样的机会。据我所知，公众人数逐年增多，并且在精神上日益渴望参加对生活作出富于想象力的解释，而不仅仅把戏剧等同于忠实摹仿生活的表面现象。（尤金·奥尼尔：《一个剧作家的笔记》。）
对观众想象的这种要求，与戏剧领域里理想主义的追求紧密相联，那就不仅仅在说一种具体的审美心理机制了。
各项心理机制的有效调动和有机配合，形成积极、亢奋的审美状态；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心理机制也会出现疲顿和萎靡，形成观众的心理厌倦。
心理厌倦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艺术家们总是想方设法采取防范措施。一场成功的演出，不仅要自始至终不使观众厌倦，而且还能让观众数看不厌。艺术家本人与观众的关系，也应如此。
一 适应与厌倦
在人的各项心理活动中，适应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人的感受能力对于外来刺激由不适应到适应，对人来说，是由敏感到不敏感的转化。对外在刺激来说，是其效能的降低和钝化。
一个人面对一项困难的工作，或来到一个艰苦的环境，由不适应到适应，实际上也就是工作的困难度和环境的艰苦性在这个人心目中的降低，这往往是一件好事；反之，如果此人涉足的是一件违德之事，所处的是一个污秽之域，倘若也由不适应到适应，那就是外在邪恶对此人的同化和腐蚀，当然是一件坏事。中国古语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正是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感知的适应性。注意、情感、理解、想象等心理活动，也都会出现适应。
观众对某种戏剧，往往会出现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例如北方人对于南方剧种，年轻人对于老戏，书斋文人对于村俗演出，嗜好传统演剧方式的观众对于现代派戏剧，都有可能出现这一个过程。这种适应，大多有积极意义。
但是，适应更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这种演出再也无法对观众提供有效的兴奋，再也无法阻挡观众厌倦的产生。观众的这种厌倦，标志着他们在审美选择上产生了某种期待，但对被厌倦的对象来说，毕竟是一种负面信号。观众的厌倦，曾把无数艺术家推入失败的深渊。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悲剧演员弗·约·泰马曾经指出过这样一种现象：
经常都会看到这样一些青年演员，他们刚刚登台的时候得到了应有的成功，但是后来却辜负了人们对于他们的期望。这个看来有点奇怪的现象的原因是，初登舞台必然经历的内心振奋，使他们的神经处于震荡与兴奋之中，因此他们无需特别费力就能充满激情。后来，在公众面前露面已习以为常，这固然解除了他们过于激动的心情，但也使他们降回到自己固有的平庸。（弗朗斯瓦·约瑟夫·泰马：《论演员的艺术》。）
泰马所说的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泰马只说了一半。剧坛新星的黯然失色，除了他们对观众的习以为常之外，更由于观众对他们的习以为常。在这个关口上，观众在演员身上寻找着更多的潜能，而演员则在观众身上寻找着再度的鼓励。结果，有的观众失望了，有的观众点头了，而这些信号又立即传递到演员身上。于是就构成了两种循环：互相激励是一种良性循环，竞相厌倦则是一种恶性循环。演剧艺术中最使人们丧气的，莫过于这种竞相厌倦的恶性循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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